多地出现农民工提前返乡潮 珠三角民工荒加剧(图)
2009年，在金融海啸爆发后，一度急剧减少的外需有所恢复，企业重新出现招工难的局面。那么，“民工荒”因何而生？民工荒之下，外来工的收入是否有所增长？企业的佣工困境如何解决？为了更深入了解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本报与麻省理工大学的黄亚生教授以及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巍青教授合作，于2009年7-8月、11-12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组织深入调查。在11月的现场调研中，我们发现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呈现“供求两旺”的局面。但大部分接受访问的工人指出，工厂给出的条件并没有大幅度提升，仅仅提升了10%到20%。与此同时，根据对人才市场招聘信息的观察，大部分岗位都要求有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很可能存在大量要求有劳动技能的工作无人应聘，而同时大量外来工找不到符合薪水预期的工作的情况，也就是存在“民工荒”与“找工难”同时存在的供求结构错位现象。
如何打破用工荒怪圈，正成为困挠珠三角发展的难题。
珠三角的用工荒怪圈
本次调查以广州、佛山、深圳、东莞和珠海为抽样点，各城市又分别选择5个区(镇)作为调查点，以偶遇抽样的方式开展，具体访问对象主要通过拦截方法和“滚雪球”的方式获得。本调查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受访者进行访问，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462份，有效回收率是97.46%，其中：广州293份，佛山291份，深圳256份，东莞297份，珠海325份。
用工荒在珠三角的东莞、深圳、广州等市普遍存在“我最近走访了很多家企业，订单最多的已经排到今年的5月份。超过一半的企业都存在缺工的情况。”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陈耀华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对该市长安、厚街、凤岗、常平、塘厦、高埗、石碣等7个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该市外来订单的逐渐恢复，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加大，多数企业出现了“招工难”。
“普工是最缺乏的，在金融危机下，企业一般选择裁减非核心工人，保留熟练工人和中层干部，人才市场上，普工的工资涨了10-20%左右”。厚街人才大市场的黄经理对记者作出这样的分析。
在缺工和待遇偏低的环境下，当前，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选择的是继续缺工而不是加薪，陷入用工荒怪圈。东莞一家制鞋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临近春节，该企业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多，但一线普工却严重不足，企业只有选择性地接单，但是并不愿意通过大幅提高工资来吸引外来工，因为一旦订单下降再降薪不容易。
“如果一个员工每月提高200元，1000名员工每月就要多支出20万元，一般的企业无法承受。”中山某企业负责人说。来自中山人才服务机构的信息显示，由于年末订单“井喷”，目前中山企业出现反季节用工，大量外来工返乡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全市将近八成企业存在明显缺工。据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方面最新统计，目前中山企业用工缺口超过3万人。
农民工福利待遇没有相应提高
本次调查有两个发现：第一，在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收入水平下降，主要表现为平均收入下降，服务行业农民工特别如此；第二，农民工的生活消费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在劳动强度增加的同时，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农民工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其他收入三项。但调查发现，2009年加班费收入为0元者为839人，但工作时间为1-8小时者仅有640人，也就是说有199人有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调查显示，与2008年广州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8951元、增幅16.6%相比，农民工消费支出增幅还不及广州市民的一半。
农民工收入水平整体上是在下降，主要表现为平均收入下降，加班费的下降存在于制造、服务、建筑等不同行业中，从事服务行业的农民工特别是如此。东莞某人才市场负责人分析，珠三角的企业用工基本根据订单“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国家对全国区域经济重点规划以来，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区域变得更广，因此，部分农民工选择在比珠三角工资福利和生活成本更具优势的城市就业。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更新换代，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打工族更关注薪金高低、企业的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如果珠三角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还不随之提高，部分劳动力将加速流向长三角等地市场。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何高潮教授表示，像这种季节性的赶单期间企业应该给员工涨工资。“工资应该涨多少，是不是到了企业不能承受的地步？我想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做评估，然后向全社会发布，不能只听企业的一面之词。商会可以摸底，政府劳动部门也可以牵头来做这个事情。广东当地的劳动局应该积极地与民工地的劳动局进行协调，消除农民工就业的不确定性。”
提高工资与提供培训同等重要
“劳动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今，在广东经济增幅比较快的情况下，旧有的工资水平已经吸纳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他表示，要改变当前珠三角用工荒怪圈，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人担心，工资高了，劳工来了，但企业成本提高被逼走了。我认为走的企业只是那些靠给员工支付低工资而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特殊历史发展时期是有作用的，但是现在它们走掉了对广东其实是件好事，只有这样才能把更好的企业吸引过来。”党国英说。
除工资偏低，还存在劳动工技能短缺问题。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型致使企业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常规的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进而出现结构性民工荒。
“农民工用于自身发展的文化教育支出非常低。我曾听到一些农民工提出的首位要求就是能享受培训。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培训方面很少有机会，自己也没有这样的钱支出。”中大政务学院教授郭巍青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珺建议把企业实质性纳入到劳动者职业培训体系当中。“我曾听一些外商说，珠三角投资的吸引力不如长三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培训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我国1996年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没有明确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办职业教育的具体责任，珠三角能否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先行先试一个暂行条例，让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劳动力培训？而执行的企业可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王珺说。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认为“用工荒”给珠三角城市的启示是：一方面要着手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另外也要从提高就业素质、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方面进行努力。本报记者佘慧萍实习生李恬
调研者说
“刘易斯拐点”为何失灵？
无疑，在09年7月展开的外来工收入支出结构调研，必须直面以下的系列问题：1、金融危机对外来工到底造成多大冲击？2、所谓“民工荒”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与外来工供求关系逆转？这一状况是否提高了外来工的收入？3、外需减退，内需不振，同样是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从劳动力供求曲线分析，这将倒逼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从我们的调研看来，一个最直观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失灵了。本次金融海啸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却导致我国城市经济的重挫，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面积失业，这意味着刘易斯所假设的只有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并不存在，无疑，存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以及国内市场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这就导致了第一重分离：即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
生产地和消费地分离的结果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比较优势的演进，由于议价权的不平等而逐步转化为对国外—国内的二元结构的自我强化，国内市场的议价权被压抑，大部分利润都转移到国外。而这一特点对出口导向型国家尤其明显。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当国内的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拐点的时候，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特别是，跨国公司倘若面对劳动力价格提升的问题时，完全可以将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
其次，由于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是存在户籍限制的，这又导致第二重分离———“就业地”与“劳动力形成地”分离。在珠三角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上一年级，班里的孩子就逐渐减少。到初中，老师甚至会劝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一定要回老家去读书，因为高考必须回原籍考试，一些省份的教材和广东省不同。而更令人感到心酸的，是我们在东莞沐足城楼下小卖部访问的一个沐足技师，居然曾经获得过重庆电脑设计的培训文凭，但由于当地就业歧视和信息不对称，这一文凭并没有为她带来更体面的工作。
这两重“分离”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劳工力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工资也无法因供求关系进行价格传导，也就是说，即便出现了劳工荒的情况，也无法大幅度提升工资。林涛作者系外来工收入支出调研项目负责人
如何打破用工荒怪圈，正成为困挠珠三角发展的难题。
珠三角的用工荒怪圈
本次调查以广州、佛山、深圳、东莞和珠海为抽样点，各城市又分别选择5个区(镇)作为调查点，以偶遇抽样的方式开展，具体访问对象主要通过拦截方法和“滚雪球”的方式获得。本调查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受访者进行访问，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462份，有效回收率是97.46%，其中：广州293份，佛山291份，深圳256份，东莞297份，珠海325份。
用工荒在珠三角的东莞、深圳、广州等市普遍存在“我最近走访了很多家企业，订单最多的已经排到今年的5月份。超过一半的企业都存在缺工的情况。”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陈耀华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对该市长安、厚街、凤岗、常平、塘厦、高埗、石碣等7个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该市外来订单的逐渐恢复，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加大，多数企业出现了“招工难”。
“普工是最缺乏的，在金融危机下，企业一般选择裁减非核心工人，保留熟练工人和中层干部，人才市场上，普工的工资涨了10-20%左右”。厚街人才大市场的黄经理对记者作出这样的分析。
在缺工和待遇偏低的环境下，当前，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选择的是继续缺工而不是加薪，陷入用工荒怪圈。东莞一家制鞋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临近春节，该企业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多，但一线普工却严重不足，企业只有选择性地接单，但是并不愿意通过大幅提高工资来吸引外来工，因为一旦订单下降再降薪不容易。
“如果一个员工每月提高200元，1000名员工每月就要多支出20万元，一般的企业无法承受。”中山某企业负责人说。来自中山人才服务机构的信息显示，由于年末订单“井喷”，目前中山企业出现反季节用工，大量外来工返乡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全市将近八成企业存在明显缺工。据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方面最新统计，目前中山企业用工缺口超过3万人。
农民工福利待遇没有相应提高
本次调查有两个发现：第一，在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收入水平下降，主要表现为平均收入下降，服务行业农民工特别如此；第二，农民工的生活消费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在劳动强度增加的同时，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农民工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其他收入三项。但调查发现，2009年加班费收入为0元者为839人，但工作时间为1-8小时者仅有640人，也就是说有199人有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调查显示，与2008年广州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8951元、增幅16.6%相比，农民工消费支出增幅还不及广州市民的一半。
农民工收入水平整体上是在下降，主要表现为平均收入下降，加班费的下降存在于制造、服务、建筑等不同行业中，从事服务行业的农民工特别是如此。东莞某人才市场负责人分析，珠三角的企业用工基本根据订单“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国家对全国区域经济重点规划以来，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区域变得更广，因此，部分农民工选择在比珠三角工资福利和生活成本更具优势的城市就业。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更新换代，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打工族更关注薪金高低、企业的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如果珠三角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还不随之提高，部分劳动力将加速流向长三角等地市场。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何高潮教授表示，像这种季节性的赶单期间企业应该给员工涨工资。“工资应该涨多少，是不是到了企业不能承受的地步？我想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做评估，然后向全社会发布，不能只听企业的一面之词。商会可以摸底，政府劳动部门也可以牵头来做这个事情。广东当地的劳动局应该积极地与民工地的劳动局进行协调，消除农民工就业的不确定性。”
提高工资与提供培训同等重要
“劳动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今，在广东经济增幅比较快的情况下，旧有的工资水平已经吸纳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他表示，要改变当前珠三角用工荒怪圈，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人担心，工资高了，劳工来了，但企业成本提高被逼走了。我认为走的企业只是那些靠给员工支付低工资而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特殊历史发展时期是有作用的，但是现在它们走掉了对广东其实是件好事，只有这样才能把更好的企业吸引过来。”党国英说。
除工资偏低，还存在劳动工技能短缺问题。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型致使企业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常规的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进而出现结构性民工荒。
“农民工用于自身发展的文化教育支出非常低。我曾听到一些农民工提出的首位要求就是能享受培训。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培训方面很少有机会，自己也没有这样的钱支出。”中大政务学院教授郭巍青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珺建议把企业实质性纳入到劳动者职业培训体系当中。“我曾听一些外商说，珠三角投资的吸引力不如长三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培训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我国1996年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没有明确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办职业教育的具体责任，珠三角能否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先行先试一个暂行条例，让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劳动力培训？而执行的企业可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王珺说。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认为“用工荒”给珠三角城市的启示是：一方面要着手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另外也要从提高就业素质、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方面进行努力。本报记者佘慧萍实习生李恬
调研者说
“刘易斯拐点”为何失灵？
无疑，在09年7月展开的外来工收入支出结构调研，必须直面以下的系列问题：1、金融危机对外来工到底造成多大冲击？2、所谓“民工荒”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与外来工供求关系逆转？这一状况是否提高了外来工的收入？3、外需减退，内需不振，同样是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从劳动力供求曲线分析，这将倒逼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从我们的调研看来，一个最直观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失灵了。本次金融海啸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却导致我国城市经济的重挫，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面积失业，这意味着刘易斯所假设的只有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并不存在，无疑，存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以及国内市场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这就导致了第一重分离：即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
生产地和消费地分离的结果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比较优势的演进，由于议价权的不平等而逐步转化为对国外—国内的二元结构的自我强化，国内市场的议价权被压抑，大部分利润都转移到国外。而这一特点对出口导向型国家尤其明显。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当国内的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拐点的时候，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特别是，跨国公司倘若面对劳动力价格提升的问题时，完全可以将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
其次，由于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是存在户籍限制的，这又导致第二重分离———“就业地”与“劳动力形成地”分离。在珠三角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上一年级，班里的孩子就逐渐减少。到初中，老师甚至会劝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一定要回老家去读书，因为高考必须回原籍考试，一些省份的教材和广东省不同。而更令人感到心酸的，是我们在东莞沐足城楼下小卖部访问的一个沐足技师，居然曾经获得过重庆电脑设计的培训文凭，但由于当地就业歧视和信息不对称，这一文凭并没有为她带来更体面的工作。
这两重“分离”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劳工力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工资也无法因供求关系进行价格传导，也就是说，即便出现了劳工荒的情况，也无法大幅度提升工资。林涛作者系外来工收入支出调研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