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新婚之夜我紧张慌乱 被老公一木棍打昏
在漫长的花岗岩一样坚硬的生活中,出现了柔软的爱,让灰色的生活有了颜色。和金钱、权力比起来,爱情是唯一不那么势利的东西……
我的人生从父亲去世那天开始改变。那年,我16岁,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倒下了,我的人生也一起坍塌。在父亲的灵棚里,母亲跪在了我面前,她要求我退学,然后嫁人。
作为家里的老大,我必须和她一起分担家里的重担,我听从了她的安排,四个弟妹都还小,必须有一个男人分担一下繁重的农活。母亲从她娘家的村里为我选了老公,一个大我8岁的建筑工人(我叫他木头,这是儿子给自己的父亲起的名字)。木头家甚至比我家还要穷,他母亲就是忍受不住这种穷苦离家出走了。一大家子九口人一直挤在两间破房里,为了娶我到家,他借钱建了新房。
这些都是嫁给他后才知道的。但我没有抱怨,也不能抱怨,他对我家是有恩的,我妈一直这样教导我。可她又怎么会知道,新婚之夜,对于我的紧张与慌乱,他用一根木棍将我打晕在地。
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我只能把对他的反感压抑在心里,把他幻化成唯一的依靠,寄希望于让时间培养出一些对他的爱。可时间过得真慢啊,每天都那么沉重、辛苦。
在我生下儿子后,我的母亲终于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选择了改嫁。我不恨她,因为我也做了母亲,知道了母亲的不易。可我必须挑起两个家庭的重担。尽管我带着相差仅一岁的两个儿子,尽管我养牛养猪,但我要保证他每天都能及时吃上饭。早上,我做好早餐才叫醒木头,因为心疼他干活累。晚上他回来,桌子上一定放着盛好的饭。我要报恩啊,为了两个儿子,为了回报他的恩情,我一直透支着我的精力和健康。不堪重负的躯体终于在儿子三岁时病倒了,胃出血。住院住不起,就在家治疗,医生吩咐回家后一定要坚持吃一种特效药。木头在一旁嘟囔:“没钱还得吃特效药。”听着医生责问他:“人重要还是钱重要?”我流泪了,心里像被人生生塞进去了一块寒冰。
我和木头彻底分居了。木头贪玩,从未想过一个家庭的负担有多重。经常,明明看着他吃完饭去工地干活了,可中午时,工地又派人来找他了。我带着孩子操持着十亩田地,还要操心他干活与否的事。而他从不承认旷工,哪怕来找他的人当面问他,他也不承认。那时又没有电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旷工令建筑队大为光火,最终把他开除了。没有单位的管理,他更像脱了缰的马。他不和我吵架,不高兴就黑着脸,半年不和我说一句话。偏偏我是个极爱面子的人,怄气时,我总用被子蒙着头哭,伤心极了,我就跑到爸爸的坟头大哭一场,有一次,我从墓地回到家已是半夜,木头呼呼大睡,大儿子抱着小儿子也睡着了,腮帮上还挂着泪。那一会儿,我想马上离开这个家。我经济上很不宽裕,可我一直订两份报纸,《大河报》和电视报。我很想从无言的文字中找到挽救婚姻的妙药,更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提高自己的修养。
最让我说不出口也最不能容忍但又不得不忍的是夫妻生活。每天,我干完农活累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再忙完该做的一切家务后,最想躺到床上休息一下,可我又最怕躺在床上。我曾放下自尊,无数次地劝他夫妻之事拉一下手,有一点暗示,或者轻柔一点。可他根本不理会。我的干净整洁成了他发泄的障碍。他的脚可以一星期都不洗,哪怕我打好洗脚水,他也不洗。为了躲开他,我就拉着两个儿子睡一张床,他不得不睡另一张。这样将就了几年。其实,我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人,真的很希望丈夫能好好爱抚我,哪怕十年有一次也行。
我耐着性子十年如一日地包容、宽厚地伺候他,却换不回他一句关切的话。我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更不怕吃苦受累,我很想与他做夫唱妇随、同甘共苦的米面夫妻。可他唱什么?他是个连握手都不会、毫无情趣的木头男人,就这样,我一如既往地“供奉”着他,好吃好穿的都是他,他想做什么,我都满足他。为的是不让他说我娘家忘恩负义。
大儿子7岁那一年,我试图自杀。两个儿子哭着夺我手里的农药瓶,我想让他们和我一起离开这艰辛的人世间,大儿子哭着说:“妈妈,我不想死啊。” 小儿子只知道哭。而他们的父亲坐在房顶上,冷冷地看着我们哭作一团的母子三人。浓重的农药味惊醒了我,可抱着孩子,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生活只能是这样的吗?
这一次,我和木头彻底分居了。我说离婚,他用无边的沉默来应对我,我母亲的回答是:“你想离婚,除非我死了。”不能离婚,我就和他做名义上的夫妻吧。他从来也没管过我们母子三人,孩子对父亲也毫无感情。至今,我们已经分居11年。母亲说,唯有她死,我才可以离婚。
在新千年的秋天,我和木头一起在工地干活,被几年没有联系的亲戚看到了。看到我一个女人家却像男人一样在工地和水泥、担筛子,他感叹说,真是苦了我一个人了,为了娘家和夫家累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告诉我,有一个不太有钱的老板从《大河报》上看到一个可怜的女孩失去父母,就想收养,只可惜是个女孩。亲戚说不如给我的俩儿子认个干爹。当时,我以为开玩笑,随口就答应了。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2000年9月1日的中午,当被亲戚称为老板的男人掀开竹帘进屋的那一刻,我的心动了一下。他穿着朴素、干净,脚穿拖鞋,说话直爽得就像个亲人,问完家庭问孩子的学业。十天后,在我们家,按照农村的风俗上香、儿子跪拜。我祈祷菩萨保佑好人会有好报,四个月后,当我们第三次见面时,我们交谈得比较多,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木头的冷漠、木头的动不动就板起黑脸孔,却一股脑地对他说了。本以为他会开导我几句,可他自始至终都很沉稳,听我说完后,冷静地说了声:“儿子大了就好了。”
2001年的秋天,我胃病发作,几天下不了床,儿子们都在学校,木头晚上回来看到饭做好了就吃。这时,孩子的干爹打来了电话,问孩子们的学习,当得知我胃病又犯了,就让我支撑着到南阳卫校医院等他,要我做个彻底的检查,他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他是专门从郑州赶回南阳的,看着风尘仆仆的他,我知道自己完了,挣扎不出这感情的漩涡了。我爱这个有家有室的男人,可我不能啊,早已过了爱的季节了,我无数次告诫自己,不能这样想,坚决不能,可饥渴的感情逼迫我不顾一切地想他。终于,在胃病痊愈后,我再次选择了自杀,这次,又是他的电话救了我。这次后,他没有再拒绝我。
他一直在以父亲的爱关心着儿子的成长、学业,为了儿子,他甚至降低了香烟的档次。两个儿子开始承认这个知冷知热的“父亲”,儿子甚至说:“妈,你和我爸离婚吧,我们就当他不存在。”可我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和我的弟弟、妹妹一起对我轮番责骂,说我忘恩负义,丢娘家的人。我知道,没有离婚和他人生活在一起是个错误,可是,母亲不给我离婚的权利啊。已经长大的儿子开始和外婆据理力争,几年的相处,他对干爹的感情比生身父亲更亲。我知道儿子是心疼我,他说外婆简直就是慈禧太后,他偷看了我的日记后说:妈妈你不是坏女人。
可娘家的责骂让我心凉齿寒,20年前,我为弟弟、妹妹活着,20年后,我为儿子、为娘家的面子活,难道我不能为我自己活一回?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也不是为了他的钱,更不是要追求什么风花雪月,只是他那一份默默的关爱让我今生刻骨铭心。他从不说木头的不好,这些年来,确切地说是5年又11 个月,他一直默默地支撑着我家的一切开支,所有的辛苦他从不对我说,只是苦口婆心地开导儿子好好做人,争取考上好一些的大学。除了那次陪我看病,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小饭店吃了十元钱的饭菜,这些年,我们从未单独去过饭店,也不曾花一分钱,一切都为了两个家庭着想,包括木头的父亲。我已经在忍受别离的苦痛了,他在南阳的厂破产了,不得不到外地发展。尽管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但我知道,人一走,茶就会慢慢凉了。可是,我不甘的仍是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母亲一再责骂之下,我再一次选择自杀。可白河水没有接纳我的生命,我仍然要回到这纠缠不休的尘世里,和命运挣扎、被感情煎熬。
母亲说,唯有她死,我才可以离婚。可自然的生死轮回只有天注定,我们良心也只能让我们听天由命,所以,注定我和他之间的承诺是无望的渺茫。在恩情与爱情面前,我永远是个负罪的人,没有恨的权利,更没有爱的资格。如果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我能否痛痛快快地活一把,为自己。
记者手记
第一次,她打进电话时说:“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我不后悔。”后来,她又写来了厚厚的信,还说她准备来郑州找我。不久,她发来了短信,说她不来了,尽管她非常想当面诉说。因为她打听了往返的费用,那抵得上她半个月的工资。她每天发来短信,一条接一条,诉说她的挣扎与无奈。每次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语气里都充满了欣慰,她把我的倾听当成最大的解脱与释放。
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倾听,所有现实的问题还需倾诉者自己面对。尤其在一些无法用“对”或“错”简单判定的事情面前,倾听与记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生活对永殇来说犹如一个可怕的独裁者--必须:必须退学,必须嫁人,必须报所谓的“恩”;必须结婚,必须不离婚,必须痛苦地活着……永殇丧失了人的基本权利,对她来说,精神上的压迫恰恰来自最亲近的人:母亲和丈夫。在这种情形下,精神上的苦难尤其难以摆脱。永殇三次自杀,并不是对贫苦的物质生活绝望,而是失去了希望,是精神上的幻灭。
但是在漫长的花岗岩一样坚硬的生活中,却出现了柔软的爱,让灰色的生活有了颜色。和金钱和权力比起来,爱情是唯一不那么势利的东西——因而有了久违的温暖和慰藉,永殇像一个黑暗中的舞者,借着微弱的希望之光,在苦难中翩翩起舞。
爱情不久就会熄灭,等待永殇的依然是贫穷和孤独。我们赞美强者,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扼住命运的喉咙,但也有许多和少年永殇一样不幸的人,无法自我拯救,需要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仅来自某一个好心的人,更应该来自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
我的人生从父亲去世那天开始改变。那年,我16岁,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倒下了,我的人生也一起坍塌。在父亲的灵棚里,母亲跪在了我面前,她要求我退学,然后嫁人。
作为家里的老大,我必须和她一起分担家里的重担,我听从了她的安排,四个弟妹都还小,必须有一个男人分担一下繁重的农活。母亲从她娘家的村里为我选了老公,一个大我8岁的建筑工人(我叫他木头,这是儿子给自己的父亲起的名字)。木头家甚至比我家还要穷,他母亲就是忍受不住这种穷苦离家出走了。一大家子九口人一直挤在两间破房里,为了娶我到家,他借钱建了新房。
这些都是嫁给他后才知道的。但我没有抱怨,也不能抱怨,他对我家是有恩的,我妈一直这样教导我。可她又怎么会知道,新婚之夜,对于我的紧张与慌乱,他用一根木棍将我打晕在地。
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我只能把对他的反感压抑在心里,把他幻化成唯一的依靠,寄希望于让时间培养出一些对他的爱。可时间过得真慢啊,每天都那么沉重、辛苦。
在我生下儿子后,我的母亲终于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选择了改嫁。我不恨她,因为我也做了母亲,知道了母亲的不易。可我必须挑起两个家庭的重担。尽管我带着相差仅一岁的两个儿子,尽管我养牛养猪,但我要保证他每天都能及时吃上饭。早上,我做好早餐才叫醒木头,因为心疼他干活累。晚上他回来,桌子上一定放着盛好的饭。我要报恩啊,为了两个儿子,为了回报他的恩情,我一直透支着我的精力和健康。不堪重负的躯体终于在儿子三岁时病倒了,胃出血。住院住不起,就在家治疗,医生吩咐回家后一定要坚持吃一种特效药。木头在一旁嘟囔:“没钱还得吃特效药。”听着医生责问他:“人重要还是钱重要?”我流泪了,心里像被人生生塞进去了一块寒冰。
我和木头彻底分居了。木头贪玩,从未想过一个家庭的负担有多重。经常,明明看着他吃完饭去工地干活了,可中午时,工地又派人来找他了。我带着孩子操持着十亩田地,还要操心他干活与否的事。而他从不承认旷工,哪怕来找他的人当面问他,他也不承认。那时又没有电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旷工令建筑队大为光火,最终把他开除了。没有单位的管理,他更像脱了缰的马。他不和我吵架,不高兴就黑着脸,半年不和我说一句话。偏偏我是个极爱面子的人,怄气时,我总用被子蒙着头哭,伤心极了,我就跑到爸爸的坟头大哭一场,有一次,我从墓地回到家已是半夜,木头呼呼大睡,大儿子抱着小儿子也睡着了,腮帮上还挂着泪。那一会儿,我想马上离开这个家。我经济上很不宽裕,可我一直订两份报纸,《大河报》和电视报。我很想从无言的文字中找到挽救婚姻的妙药,更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提高自己的修养。
最让我说不出口也最不能容忍但又不得不忍的是夫妻生活。每天,我干完农活累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再忙完该做的一切家务后,最想躺到床上休息一下,可我又最怕躺在床上。我曾放下自尊,无数次地劝他夫妻之事拉一下手,有一点暗示,或者轻柔一点。可他根本不理会。我的干净整洁成了他发泄的障碍。他的脚可以一星期都不洗,哪怕我打好洗脚水,他也不洗。为了躲开他,我就拉着两个儿子睡一张床,他不得不睡另一张。这样将就了几年。其实,我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人,真的很希望丈夫能好好爱抚我,哪怕十年有一次也行。
我耐着性子十年如一日地包容、宽厚地伺候他,却换不回他一句关切的话。我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更不怕吃苦受累,我很想与他做夫唱妇随、同甘共苦的米面夫妻。可他唱什么?他是个连握手都不会、毫无情趣的木头男人,就这样,我一如既往地“供奉”着他,好吃好穿的都是他,他想做什么,我都满足他。为的是不让他说我娘家忘恩负义。
大儿子7岁那一年,我试图自杀。两个儿子哭着夺我手里的农药瓶,我想让他们和我一起离开这艰辛的人世间,大儿子哭着说:“妈妈,我不想死啊。” 小儿子只知道哭。而他们的父亲坐在房顶上,冷冷地看着我们哭作一团的母子三人。浓重的农药味惊醒了我,可抱着孩子,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生活只能是这样的吗?
这一次,我和木头彻底分居了。我说离婚,他用无边的沉默来应对我,我母亲的回答是:“你想离婚,除非我死了。”不能离婚,我就和他做名义上的夫妻吧。他从来也没管过我们母子三人,孩子对父亲也毫无感情。至今,我们已经分居11年。母亲说,唯有她死,我才可以离婚。
在新千年的秋天,我和木头一起在工地干活,被几年没有联系的亲戚看到了。看到我一个女人家却像男人一样在工地和水泥、担筛子,他感叹说,真是苦了我一个人了,为了娘家和夫家累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告诉我,有一个不太有钱的老板从《大河报》上看到一个可怜的女孩失去父母,就想收养,只可惜是个女孩。亲戚说不如给我的俩儿子认个干爹。当时,我以为开玩笑,随口就答应了。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2000年9月1日的中午,当被亲戚称为老板的男人掀开竹帘进屋的那一刻,我的心动了一下。他穿着朴素、干净,脚穿拖鞋,说话直爽得就像个亲人,问完家庭问孩子的学业。十天后,在我们家,按照农村的风俗上香、儿子跪拜。我祈祷菩萨保佑好人会有好报,四个月后,当我们第三次见面时,我们交谈得比较多,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木头的冷漠、木头的动不动就板起黑脸孔,却一股脑地对他说了。本以为他会开导我几句,可他自始至终都很沉稳,听我说完后,冷静地说了声:“儿子大了就好了。”
2001年的秋天,我胃病发作,几天下不了床,儿子们都在学校,木头晚上回来看到饭做好了就吃。这时,孩子的干爹打来了电话,问孩子们的学习,当得知我胃病又犯了,就让我支撑着到南阳卫校医院等他,要我做个彻底的检查,他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他是专门从郑州赶回南阳的,看着风尘仆仆的他,我知道自己完了,挣扎不出这感情的漩涡了。我爱这个有家有室的男人,可我不能啊,早已过了爱的季节了,我无数次告诫自己,不能这样想,坚决不能,可饥渴的感情逼迫我不顾一切地想他。终于,在胃病痊愈后,我再次选择了自杀,这次,又是他的电话救了我。这次后,他没有再拒绝我。
他一直在以父亲的爱关心着儿子的成长、学业,为了儿子,他甚至降低了香烟的档次。两个儿子开始承认这个知冷知热的“父亲”,儿子甚至说:“妈,你和我爸离婚吧,我们就当他不存在。”可我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和我的弟弟、妹妹一起对我轮番责骂,说我忘恩负义,丢娘家的人。我知道,没有离婚和他人生活在一起是个错误,可是,母亲不给我离婚的权利啊。已经长大的儿子开始和外婆据理力争,几年的相处,他对干爹的感情比生身父亲更亲。我知道儿子是心疼我,他说外婆简直就是慈禧太后,他偷看了我的日记后说:妈妈你不是坏女人。
可娘家的责骂让我心凉齿寒,20年前,我为弟弟、妹妹活着,20年后,我为儿子、为娘家的面子活,难道我不能为我自己活一回?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也不是为了他的钱,更不是要追求什么风花雪月,只是他那一份默默的关爱让我今生刻骨铭心。他从不说木头的不好,这些年来,确切地说是5年又11 个月,他一直默默地支撑着我家的一切开支,所有的辛苦他从不对我说,只是苦口婆心地开导儿子好好做人,争取考上好一些的大学。除了那次陪我看病,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小饭店吃了十元钱的饭菜,这些年,我们从未单独去过饭店,也不曾花一分钱,一切都为了两个家庭着想,包括木头的父亲。我已经在忍受别离的苦痛了,他在南阳的厂破产了,不得不到外地发展。尽管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但我知道,人一走,茶就会慢慢凉了。可是,我不甘的仍是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母亲一再责骂之下,我再一次选择自杀。可白河水没有接纳我的生命,我仍然要回到这纠缠不休的尘世里,和命运挣扎、被感情煎熬。
母亲说,唯有她死,我才可以离婚。可自然的生死轮回只有天注定,我们良心也只能让我们听天由命,所以,注定我和他之间的承诺是无望的渺茫。在恩情与爱情面前,我永远是个负罪的人,没有恨的权利,更没有爱的资格。如果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我能否痛痛快快地活一把,为自己。
记者手记
第一次,她打进电话时说:“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我不后悔。”后来,她又写来了厚厚的信,还说她准备来郑州找我。不久,她发来了短信,说她不来了,尽管她非常想当面诉说。因为她打听了往返的费用,那抵得上她半个月的工资。她每天发来短信,一条接一条,诉说她的挣扎与无奈。每次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语气里都充满了欣慰,她把我的倾听当成最大的解脱与释放。
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倾听,所有现实的问题还需倾诉者自己面对。尤其在一些无法用“对”或“错”简单判定的事情面前,倾听与记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生活对永殇来说犹如一个可怕的独裁者--必须:必须退学,必须嫁人,必须报所谓的“恩”;必须结婚,必须不离婚,必须痛苦地活着……永殇丧失了人的基本权利,对她来说,精神上的压迫恰恰来自最亲近的人:母亲和丈夫。在这种情形下,精神上的苦难尤其难以摆脱。永殇三次自杀,并不是对贫苦的物质生活绝望,而是失去了希望,是精神上的幻灭。
但是在漫长的花岗岩一样坚硬的生活中,却出现了柔软的爱,让灰色的生活有了颜色。和金钱和权力比起来,爱情是唯一不那么势利的东西——因而有了久违的温暖和慰藉,永殇像一个黑暗中的舞者,借着微弱的希望之光,在苦难中翩翩起舞。
爱情不久就会熄灭,等待永殇的依然是贫穷和孤独。我们赞美强者,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扼住命运的喉咙,但也有许多和少年永殇一样不幸的人,无法自我拯救,需要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仅来自某一个好心的人,更应该来自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