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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热爱收藏 五十年代的总收入令人瞠目结舌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网络转载   发布者:综合编辑
热度134票  浏览1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7月13日 17:25
  今年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地位的学术大家。从已经发表的部分日记来看,青少年时代的季羡林先生和同龄人一样,热爱各种在当时堪称新奇时髦的运动,比如,就读于清华大学期间的季羡林先生,就曾经热衷于手球。

  但是,大学毕业后的季羡林先生很快就远赴德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学术生涯。此后的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终日青灯黄卷,与书籍和各种希奇古怪的古代文字为伴。除了散步、爱猫,季羡林先生的作息一如德国哲学家康德,象钟表一般的准确而有规律。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印象不对。但是,这并不就等于季羡林先生没有自己的调节方式。接近季羡林先生的人都知道,老人家的自我调节方式很独特,那就是调整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做专业研究做累了,季羡林先生就会转身去做一段翻译,或者是写一篇散文。

  如果说,这样的调节依然是在工作的话,那么,就我所知,季羡林先生还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收藏品。与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了。这主要是由于季羡林先生谦抑冲退的性格使然。其实,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

  季羡林先生的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窗体底端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我在一旁,丝毫都不敢打扰先生。因为我知道,正是这幅最早的藏品,将先生带回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的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买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五十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六十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象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挢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各高10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渡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先生,哪些是开门的,哪些是“说不好”的。季羡林先生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选择购藏。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这件藏品,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这是一件久已闻名收藏界的剧迹,过去价格高昂,一直深藏不露,有幸一亲芳泽者,自然极少。解放初期,掀起过一场“说老实话”运动,工商业,特别是文物古玩行业,尤受席卷。《御书颂》的主人就站出来“自动坦白”,这副作品是钩填的赝品。于是,这位原藏者就成了“说真话”的“模范标兵”。这样一来,这副作品就乏人过问了。季羡林先生仔细研究了曾经入藏清宫、乾隆也为之题跋的《御书颂》,发觉在“真话”背后有太多的疑点,于是,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将之买下。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总有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命运。就是这幅《御书颂》也曾经遭遇过一次“失踪门”。几年前,先生忽然想看看这副字。这么重要的一件藏品,工作人员居然遍觅不着,只能告诉先生:“看来找不到了。”季羡林先生淡然一笑:“身外之物,找不到就算了。”过了一段时间,先生家里的保姆打扫卫生,竟然发现,先生的书桌案扳底下(也有说是先生睡床的床板底下)有人用胶带粘了一大卷东西,打开一看,正是这幅〈〈御书颂〉〉!一位助手赶紧向先生解释,因为怕丢了找不着,这才将它粘在底下。季羡林先生也是一笑了之,只是说了一句:“有那么夸张啊?”。后来还专门有文字记述这次“失踪门”。

  先生断然高价购买〈〈御书颂〉〉的举动,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我就和李铮先生一起,奉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郎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老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想起来也真是奇怪,这部分文玩,也曾经遭遇过一场“失窃门”。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的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位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先生,听说此事,为先生感到庆幸之余,和先生开玩笑耍贫嘴:“先生啊,您一看就不是我干的吧?”先生的回答很让我开心:“文忠,你就这么个眼光啊?”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口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十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先生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先生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先生曾经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同时不也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吗?

  上述的收藏已经足以使季羡林先生居于收藏大家之列了。然而,先生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漫长而辉煌的教育、研究、写作生涯里,先生所交往的自然是一国之俊彦。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等等等,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即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大家可以想想,今年已经是98岁的季羡林先生,会积累起多少名人信札墨迹啊?当然,这样的习惯,也给先生带来过无妄之灾。“文革”中,先生站出来反对炙手可热的聂元梓。季羡林先生觉得自己一生清白,和各类“反动派”绝无交往,因此,“底气十足”。谁知道,一抄家,就抄出了一堆印有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在内的各种“反动任务”画像的书刊杂志,至于胡适签发的聘书、写来的书信,那是更在其次了。这难道还不是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吗?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多次谈到此情此景,直让我们唏嘘扼腕。

  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这些东西的数量,套用一句佛经里的话,真可谓是“恒河沙数”,更是无从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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