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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召回: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回家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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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35票  浏览1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7月16日 12:25
  老人名叫刘召回,86岁,1941年入伍,此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于1941年至1945年在缅北滇西投入抗日战争。67年之后,在缅甸漂泊了半个世纪的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拔缅甸,历时3年零3月,与日军作战,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这是抗日战争中极为悲壮的一笔。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抗日老兵流落在缅甸。60多年过了,密支那100多名老兵中只剩5人,腊戌20多名老兵中只剩2人,克里谬20多名老兵中只剩1人。6月,86岁的老兵刘召回从缅甸腊戌回到了四川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回家,他穿越了整整67年的时空。

  6月1日下午4:00,一位黑衫老人被围在昆明机场的安检入口,他的四周是一群年轻人。这群人神情焦急。室内的温度并不高,几个人的脸上已经满是汗水。原来他们护送的老人因为身份问题,被机场安检人员拦了下来。满头白发的老人,笔直地站着,胸前挂着一枚金灿灿的勋章。

  老人名叫刘召回,86岁,1941年入伍,此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于1941年至1945年在缅北滇西投入抗日战争。67年之后,在缅甸漂泊了半个世纪的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老人身边的人,是一群年轻的记者,正是他们在缅甸的寻找和帮助,才让9位流落缅甸他乡的抗日老兵有了回家的可能。但是,当一行人从瑞丽抵达昆明机场之后,想不到的麻烦又发生了。由于刘召回没有护照,只有一张中国政府发的通行证,上面注明,在14 天的停留期内,他的行程是从昆明前往四川岳池。因此,安检人员不允许刘召回搭乘东航MU5849次航班前往成都。老人有些激动,他搞不清楚,这次是北京的人带他回国,有手续,怎么还不让走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机场广播里开始最后一遍提醒前往成都的旅客抓紧时间前往登机口登机。但是一行人还在焦急地交涉、等待。16点25分,在随行记者的努力下,安检人员接到了来自上级的指示,特事特办,放行。

  知道飞机马上要起飞,老兵刘召回一马当先跑向了登机口。这一下,吓坏了他的外孙和记者们,老人家毕竟86岁高龄了。气喘吁吁的几个人几乎在舱门关闭前的最后一秒,赶上了这班回家的飞机。16点30分,空乘人员关上了舱门,这班护送老兵回家的飞机终于准时冲上了云霄。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刘召回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窗口;透过云海,老人紧张而贪婪地望着这片60多年未曾再见的故土。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他对旁边的外孙何观源说,他很幸福,在做梦。6月1日18点10分,刘召回走出了成都双流机场的大门,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好铁要打钉,好汉才当兵”

  在成都,迎接刘召回的是无数照相机、摄影机、话筒;67年前,刘召回和部队离开四川的时候,欢送他们的是震天响的鞭炮,压在他身上的是沉甸甸的真家伙。

  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和铁蹄伸向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

  在成都以南400公里的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保长罗兵一声大吼,“好铁要打钉,好汉才当兵”,同村的四名青年刘冬娃儿、冯冬娃儿、肖四娃儿、肖谷娃儿,便穿上了军装。四个人带着绸带、挂着红花投奔了要去打鬼子的“中央军”。在部队,18岁的刘冬娃儿恢复了大名,从此叫做刘召回。

  刘召回回忆说:“参军的前一年,我曾经去重庆找活做,当过搬运工。就在我有次进重庆城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轰炸机,‘呜呜’地低空飞过,向街面投弹轰炸……我和路人一起钻进防空洞才捡回一条命。但跑不快的同胞,都倒下了!”没有人天生喜欢打仗,但从那一刻起,刘召回在心里埋下了当兵去打日本人的种子。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战略矛头转向太平洋,企图征服东南亚,从西部合围中国。

  1941年12月中旬,日军第15集团军一个先遣队攻入缅甸。次年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此后,日军把战争魔爪伸进滇西(滇西即云南省保山地区含隆阳、腾冲、龙陵、施甸、昌宁一区四县——编注),妄图沿滇缅路长驱直入,进而征服全滇,威逼重庆。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远征军兵发缅甸。

  那年,刘召回在新兵训练营,辛苦操练了一年装弹、射击、拼刺刀、挖战壕、编草鞋、急行军;作为新兵,他被编入了第十一集团军71军36师106团3营机枪三连,部队的司令长官是抗日名将宋希濂。

  1942年,司令宋希濂将集团军预备队王牌的36师放在了怒江东岸,据守天堑,抵抗日军入侵滇西。刘召回成了一名地道的机枪手。每每提及那段历史,刘召回就开始向人比划着他的机枪有多长,500发的子弹带可以打多久,500米很准,900米就没用了,用这挺德系马克西姆重机枪,刘召回击毙了无数的日本侵略者。

  1942年3月起,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 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但是,第一次远征军战斗仍以盟军败出缅甸告终。第一次缅战中,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

  1944年5月,为策应中、英、印联军对缅北日军的反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收复怒江以西的失地,刘召回的部队和其他据守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发动了滇西反攻战役。

  渡怒江,攻高黎贡山,解放腾冲,刘召回几乎对每一个人重复着自己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们攻打高黎贡山上的日本人,山上有雪(海拔3000多米),40天的战斗中,几乎天天下雨。我们的军服早就磨烂掉了,脚上穿的都是自己编的草鞋,腿上像结了冰,走不动,也攻不上去。”“每个月本来有24两粮食,但是在山上,经过上面的克扣,发到我们手里只剩一半了。没有火,也不敢生火,我们吃的都是生米,甚至生肉,和着雪水填肚子。”

  “幸亏有美国人的飞机,给我们空投了弹药和粮食。又给日本人来个俯冲轰炸,把他们的火力点都给消灭了。”说到美国人的飞机,刘召回兴奋得从椅子上蹿了起来,两只手给记者比划着美军飞虎队的轰炸机,如何拉高盘旋,如何又俯冲轰炸,灵活得全然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

  “打腾冲,我这辈子忘不了。”

  在进攻滇西咽喉腾冲的战斗中,刘召回的部队遇到了伏击。在一棵参天大树上,一群日本兵藏身其中,等着底下的中国远征军走过来,出其不意地开枪扫射。这几个日本兵,让中国远征军付出了上百个鲜活的生命。

  “地上到处是尸体,有我们战友的,有日本人的,很多个像炸开了的西瓜,红色的血水遍地流。我们踩着这些个‘西瓜’冲进了腾冲城。”

  在城内的战斗,同样惨烈,正是在这一场战斗中的意外负伤,刘召回离开了战场。

  “我们重机枪连有6挺马克西姆重机枪。当时,我们已经冲进了城门,却遇到了日军的突然袭击。狡猾的日本兵剪断了我们的电话线,让我们和总部失去了联系,得不到支援,很多人都死了。一颗炸弹落在了我旁边,翻起的土石把我埋了进去,只有头露在了外面。”

  后来,卫生兵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刘召回,把他的命抢救了回来。从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强渡怒江至9月14日攻克腾冲城,历时127天,所历大小战役达40余次,毙敌6000余名,我远征军亦伤亡17000多名,最终收复了腾冲,使腾冲成为滇西最早光复的县城。

  1945年1月,滇西成为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收复的第一块国土,中印公路随之开通。在历时 1年5个月的第二次远征作战中,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48000多人。战后,日本军队承认在亚洲战场曾惨遭3次“玉碎战”(被全歼),这就是缅北密支那与滇西腾冲、松山战役。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抗日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刘召回在腾冲休养期间,等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刘召回所在的170人的机枪连,只剩下了60多名战士。

  “抗日终于结束了,我们村出来的弟兄四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冯冬娃儿、肖四娃儿、肖谷娃儿都死在了抗日的路上。”

  在村口,刘召回与儿时的伙伴再次相逢,几位老人聊起的却是那些逝去的生命。

  流落于历史之外的姓名

  在腾冲养伤的刘召回,从战友们那里听说,美国人的飞机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然后日本人投降。

  这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但刘召回在硝烟中目睹了太多鲜血淋淋的残忍画面,在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日本投降,他也不想再打仗了。刘召回本想回家乡,但是发现身上没有路费。后来,又听说部队可能会去打内战,或者去台湾,刘召回、机枪连连长杨开源,还有连里其他几个不愿意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士兵,悄悄脱去了“中央军”的衣服,干脆留在了腾冲。

  从部队中脱离出来后,刘召回曾经用过三个化名。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最后被记者问急了,老人家说,“我自己喜欢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想要重新开始安稳的生活,士兵的身份本就是一个掣肘。于是,刘召回在云南腾冲的乡下,过起了隐姓埋名的平淡生活。1946年,他与当地的赵家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

  然而,即使脱掉了那身军装,刘召回的生活仍然没有逃离战争留下的创伤。在腾冲,刘召回发现自己除了会开重机枪,有一股子蛮劲,竟然再无一技之长。帮别人砍柴、割谷子或者干点力气活、打打零工成了刘家的谋生方式。更不幸的是,与他相濡以沫的赵家姑娘因病去世,只留下尚在襁褓的大女儿与他相伴。

  腾冲、保山、畹町,刘召回带着女儿在滇缅边境上居无定所地辛苦生活。后来,他又与一位陈姓女子结了婚,育有4子。大约在那几年,刘召回给四川的家里写了离家后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信中,刘召回想问问,女儿这一辈的名字该怎么取。在那之后,刘召回的弟弟刘召容曾经给哥哥写过很多书信,但都被邮局以查无此人的理由退了回来。刘召容和媳妇周维芳不知道,当年为了赚足路费回家,刘召回带着妻女,随着往来于中缅边境的马帮,去了缅甸。最后,一家人在腊戌的城郊,租了一间草棚,算是定居下来。

  目前,刘召回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他告诉记者,小儿媳妇对自己并不好,还是在广东打工的三儿媳妇对他最好,会经常给他寄些钱。

  在腊戌城郊的一条小街上,刘召回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然后赶到早市摆地摊。他从附近批发一些拖鞋,然后带到市场上去卖,1500缅币一双;卖鞋子的生意时好时坏,每个月大概只有几万缅币的微薄收入(1000缅币约等于6.3元人民币)。

  这次回国,他本来穿着一双自己摊子上卖的那种凉拖鞋,外孙何观源看了觉得漏着脚丫子回家不体面,在中缅边境的商店,外孙花十几块人民币又给刘召回买了双时髦的板鞋。

  即使是刘召回的子女,何观源也仅仅知道外公一直都想要回家乡四川,但并不知道老人在60多年前,曾经当过兵、打过日本人。何观源,28岁,目前在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的硕士学位,同时兼职做中文家庭教师。

  直到今年年初,何观源才知道外公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士兵。他说,“现在缅甸的学校,对于二战中,中国军队和盟军在缅甸抗击日本侵略者那段,讲述得非常少。我们年轻人都不了解那段历史了。”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

  在成都双流机场,一下飞机,刘召回就拉着记者的手说:“回家咯,这是我多少年都不敢做的梦啊”。

  外孙何观源甚至和刘召回开起了玩笑,“外公,你快掐掐自己,这可不是做梦啊!”当他坐着贵宾专车,经过最近几年刚刚修好的成南高速公路,过遂宁,至岳池,他的梦想终于成真。

  一直以来,刘召回的尴尬身份和窘困的生活状况,是他回家路上的两座大山。由于当年来到缅甸的时候,没有拿到官方的手续,刘召回手里只有一张外侨证。他既不是中国公民,也没有入缅甸国籍。他没有钱给缅甸的官员办理入籍手续,只能尴尬地留在缅甸,定期花点小钱,让缅甸的官员给他的外侨证件上敲几个章。刘召回从不敢奢望有钱办通行证、买车票、订旅店回到远方的家乡。每月,他只有相当于两百多元人民币收入,家里连电话都没有。他只能默默地关注着所有关于滇西抗战老兵的消息,尝试着联系那些与中国有来往的地方侨领。

  在车上,刘召回用手比画着告诉记者,他家里有台收音机,里面说中文,他知道中国的变化,他知道胡主席和温总理。

  年初,经《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王晓的努力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政府的支持,刘召回终于圆了心愿,回国探亲。

  六月晌午的日头很毒。住在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村口的周维芬(刘召回的三弟刘召容之妻),仍是站在路边,望着成都的方向。因为她知道,老伴儿刘召容去世前叮嘱她一定要找到的大哥,在离家67年之后,今天要回来了。

  刘召回一共是五兄妹,两个姐姐、三兄弟。三兄弟中,刘召回是老大,老二名叫刘召辉,老三名叫刘召容,也就是周维芬的丈夫,而刘召容比刘召回小22岁,当年刘召回去当兵之后,刘召容才出生,因为与大哥刘召回一样是在冬月出生,小名也是“冬娃儿”。刘召回的大姐在解放前便已去世,二姐在上世纪60年代去世,二弟刘召辉也去世近20年。

  2001年2月,刘召容患癌症离世。临走前,他拉着周维芬的手说:“一定要找到哥哥,他是我们唯一的亲人。”在村里众多亲人中,如今只剩下周维芬和87岁的二姐夫戴明金了。

  60年前,大冬娃儿参军打仗走了,刘家又生了个小冬娃儿;67年过后,大冬娃儿打完仗回家了,小冬娃儿却已经去世多年。

  看到刘冬娃儿回了家,二姐夫戴明金一把把他拽到了一旁,扒开刘召回的头发,兴奋地喊着,“是大冬娃儿,是大冬娃儿,不是骗人的,我记得他头上有块疤,是和我们摸鱼时跌破的。”几个男娃儿,67年之后终于又聚在了一起,却发现再也聊不到一起去。 67年的分离,让冬娃儿的记忆与其他人的有些疏离;戴二娃儿还记得刘冬娃儿头上的疤,可是那年夏天十几个一起摸鱼的少年,如今,只剩下90岁的王国岩、 87岁的戴明金和86岁的刘召回。

  这时,刘冬娃儿擦起了眼泪,这是记者一路从云南跟到老人的四川老家,看到老人第一次流下了热泪。记者们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哭,那应该是他一个人的秘密。

  开饭了,家里亲戚、村里老友围坐在一起。虽然一桌子的四川特色菜,但是刘召回吃得很少,肠胃早就在高黎贡山上被折腾坏了,过瘾的辣子吃不了了;馋死了家乡的回锅肉,但是他的牙齿已经掉了好几颗,舍不得镶假牙的刘召回只好用手帮忙撕扯一点,尝尝味道。

  刘家曾经的草棚屋子,早已经被拆。当晚,刘召回祖孙二人只能暂住在周维芬的家中。月儿已经高高的挂在夜空,祖孙二人却还没有休息。村里的乡亲都聚在了她家,人们聊东扯西,仿佛要在这一天当中把过去一辈子的话都掏干净。

  6月3日,刘召回刚吃过弟媳准备的早饭,又逗逗家里的小花猫,开始了在乡村小路上的散步。走过了一片稻田,他指着远处,对《外滩画报》记者说,“那里是小时候我和戴二娃儿一起摸鱼的小河,可是现在我找不到它了,他们说那里现在是座水库。”

  走在一人宽的田埂上,刘召回拒绝了想要扶着他的手,“不用牵,我自己走”。穿过田地,在一座小山坡上,刘召回找到了自己儿时的家。当年的茅草屋也和村口的小路一样,变成了老人不熟悉的水泥砖瓦。

  家乡的变化,几乎让刘召回认不出,但他坚持认为这里才是自己的家。拿着通行证,刘召回有些激动,“14天,才给我14天,这哪里够么。昨天我三儿媳妇,打电话给我了,说给我钱帮我办证件,办好了就可以永远留在这,不回缅甸受气了。”

  如今,在缅甸,密支那100多名老兵中只剩5人,腊戌20多名老兵中只剩2人,克里谬20多名老兵中只剩1人。这些老人都已经风烛残年。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来探望这些老兵,也很少有老兵能踏上回家的路,甚至他们的亲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历史身份。

  私下的交流中,何观源对外公的行为有些不解,但也说一切听老人自己的,“他想留下就留下吧,可是我要回去,上学、工作、生活,我的家在缅甸的瓦城(曼德勒),那里的生活节奏才适合我。”18岁穿上军装,别了爹和娘,走过巴山蜀水,跨过雪山怒江;67年过去了,86岁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刘召回,再次回到了故乡。记者们离开的时候,刘召回静静地站着,在蛙鸣阵阵的田间小路,在夕阳微现的土地上,寻找着家的气息。

  专访滇西抗日老兵拍摄者王华沙“他们的表情搭建了一座通往历史的桥梁”

  怒江东岸保山城,四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这里曾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大本营。出保山向西,穿横断山支脉,跨怒江往南,有当年血战之地松山和龙陵,再翻高黎贡山,就是抗战名城腾冲。继续向西南走,经芒市,到达中缅边境城镇畹町,沿途已是一马平川。这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进军路线。

  1955年,王华沙出生在这里。这位保山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不仅是土生土长的保山人,他父亲还是滇西战役的亲历者。

  2007年,王华沙决定拍摄那些跟他父亲一样,为抗日付出青春,如今却隐于山野的英雄们。王华沙找到保山市及下辖各县统战部,知道在保山登记在册的老兵有368名,而健在的有160-170人,王华沙用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拍了91人。这些老兵大多在80岁以上,最大的108岁。

  在拍摄前,王华沙经常要和老兵们聊天,拉家常。每位老兵的故事,他一一记录下来,尽量用图像和文字保留这些英雄的过去。

  2008年,王华沙凭借摄影作品《影子——滇西抗日的老兵们》,获得年度平遥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评委推荐奖”。那些仿若悬浮于黑色夜幕中的生动面孔,是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王华沙用林哈夫大画幅相机记录下了这些面孔上的每一道皱纹和每一根银发。

  B=《外滩画报》

  W=王华沙

  B:当初为何想要去拍摄这样一个专题组照?

  W:参观2007年的平遥摄影展,给了我很大震撼。回家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作为一个摄影人,能不能用手中的相机为社会、为家乡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养育我的保山城,是当年滇西抗战的重镇,一直以来人们都忽视了它的存在。大约60多年前,保山经历了中日之间一场大战,最终这场战争在全国各族人民和盟国的帮助下,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个题材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国际题材。我可以通过用拍摄老兵的方式,来让人们重新拾起对那段历史、对那些抗战英雄的记忆。

  其次,我的父亲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当年的故事。当时他也参了军,但是一直作为预备队,没有上过前线。但是,他告诉我很多有关那场战争惨烈的记忆,日军的残暴让保山的土地和河流都染成了血红色。这让我从小就可以深入了解和认识那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战争。

  B:那么您为什么选择了用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肖像摄影手法来拍呢?

  W:关于怎么拍,我想了很久,我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手法来表现我这个特殊的题材——老兵。最后,我觉得,这些老兵都已经步入了耄耋之年,他们的脸上已经被刻上了深深的皱纹,他们都有讲不完的历史故事,如果用一般的形式来表现,我觉得反映老兵身份的视角和冲击力都不够。我就采用了肖像——面部特写的形式来拍摄。用一种简到不能再简的画面,来突出他们的故事和沧桑,对观众形成冲击。我是用林哈夫胶片相机一次性拍摄而成,后期没有做过任何的电脑修饰。

  我采用了黑色的背景,同时用我自制的黑色罩衣遮住了他们的衣服和领口,特别突出他们的脸庞。在拍摄之中,我会和他们谈论有关抗战的故事。这样,往往在拍摄的时候,老人们的心思仍然停留在自己对滇西之战的回忆,他们的表情反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给我们搭建了一座通往历史的桥梁。所以这些老兵的肖像就不再是一幅幅单独的画面,而是整个时代的深刻写照。

  B:怎样找到那些已经风烛残年的远征军老兵?

  W:我从保山市委统战部要到了老兵的名单,在册的一共有300多人,但是实际上其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具体数字多少,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我根据这个名单,做了一个拍摄计划。我通过各个县的统战部和文联,帮助我找到了那些老兵的家。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想找到老兵们的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B:您一共拍摄了多少位老兵?

  W:我用了11个月的时间,拍摄了91位老兵。现在在世的老兵大概只有200人左右,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想要一一联系并且全部拍完,对于我个人来说,难度太大。目前我虽然拍了91位,但是我还会继续拍下去。

  B:拍摄的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W:联系好老兵之后,我会背着设备去老人的家里。到了之后,我会先采访这些老兵,这样的接触,会让他们放松。在采访拍摄过程之中,有很多很多让人记忆深刻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保山的隆阳区金鸡乡小板桥村,采访老兵李贵先。当我推开他家大门的时候,我看到他正在砍柴,地上已经摆满了柴。他老伴告诉我,这些柴,是李贵先爬到十几米高的树上砍下来的。当时我听了很惊讶,我在想他那么大的年纪怎么还要爬树砍柴,不可思议。我对他说,大爷你那么大的年纪怎么还要爬树砍柴,这太危险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他知道,但是他不能出问题,这个家都得靠他养。唉,我听了心里很难受。这时候,我转眼看到一个形象很好,但神态不正常的男青年,拿着一个大饭碗,蹲在厨房门口。他的老伴告诉我,这青年是他们的儿子,叫阿福,前几年在外面打工,受了打击,精神不正常了,不能劳动,现在媳妇也跑了。如今,全家都靠李贵先养。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老兵李贵先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啊,希望我的这些照片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为他们这些生活困难的老兵做点什么。

  (周一妍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文/刘旭阳 图/唐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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