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何以会变得“不守规矩”
有论者认为，“中国人的不文明，缘于其严重缺乏规则意识”，进而从人与规则互动的角度，探讨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每次谈起规则时，潜意识中都会预设着一个严厉的管制者，一个制定规则并执行规则，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的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中国人每次谈起规则时”，“潜意识中”是否“都会预设着一个严厉的管制者”，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涉及一个对“管制者”亦即权威进行分类的问题；同时，在不同的社会或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其成员被要求遵循的规则类型也是不同的，这里也就涉及对规则的分类。而规则又是权威的意志的体现，并靠一定的权威来保证其执行。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首先对权威的类型来做一番小小的考察。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里，用“横暴权威”和“共意权威”区分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两种权威。前者是通过强力人格获得的权威，后者指普通民众共同承认的权威，其力量来自村民的共意。横暴的权威主要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体现为国家强制力，以“管制者”的面目出现，确保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得以顺利实施；而在一般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则“政不下县”，实施的是礼法统治，并无所谓的“管制者”。这种通行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规则大多内化到了各位成员的日常行为之中，是谓“共意的权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曾经有着“礼仪之邦”传统的国人现在变得“不守规矩”了呢？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从历时性的角度，把权威分成传统的权威、领袖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三种类型。他强调，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是法理权威代替传统权威的过程；其中领袖魅力权威的作用在于促进或延缓这一取代进程。
显然，我们通常所说的国人“不守规矩”、“缺乏规则意识”的“规则”，指涉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规则”，与通行于乡土社会的所谓“规矩”，大有不同。现代工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际关系的链条越来越长，必须靠一系列全新的规则来维持其正常运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和整体的观念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而产生了。自由散漫、不守时、不守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小农意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因此，准确地说，不是国人不守规矩，而是大部分国人仍然沿袭的是传统的农业时代的思维模式，守的是“落伍”的规矩。在这里，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区分与主流社会的要求发生了错位，国人认为正常的举止，却被现代社会视为违规。而且，有些人根本想象不到，小农式的狡黠、大量个体的违规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紊乱，无形中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最终损害的是违规者自身的利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延缓或滞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这正是“文化堕距”理论之要义；这也是一些“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会普遍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这种阵痛持续时间的长短、剧烈的程度不一罢了。
所以，对于认为只要有“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就能够建立；“管制加码只会加重国人对规则的不尊重意识，强化公民与管制者的冲突” 的说法，窃以为，过于表面推理了。倘若让公民参与，没有一个人会公开说应该制定一个可以闯红灯的交通规则来。但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又该当何论呢？
由此可见，角色行为与实际行为是有差距的，“应然”不等于“实然”，“参与”更非一剂包治百病的良方。规则可以引进，停留在小农时代的落后观念却远非靠“参与”这一手段就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提升的。我们不能说“管制加码”万能，但在公众素质普遍不高的今天，加强外在的约束也很有必要，东亚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视而不见。
“中国人每次谈起规则时”，“潜意识中”是否“都会预设着一个严厉的管制者”，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涉及一个对“管制者”亦即权威进行分类的问题；同时，在不同的社会或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其成员被要求遵循的规则类型也是不同的，这里也就涉及对规则的分类。而规则又是权威的意志的体现，并靠一定的权威来保证其执行。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首先对权威的类型来做一番小小的考察。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里，用“横暴权威”和“共意权威”区分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两种权威。前者是通过强力人格获得的权威，后者指普通民众共同承认的权威，其力量来自村民的共意。横暴的权威主要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体现为国家强制力，以“管制者”的面目出现，确保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得以顺利实施；而在一般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则“政不下县”，实施的是礼法统治，并无所谓的“管制者”。这种通行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规则大多内化到了各位成员的日常行为之中，是谓“共意的权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曾经有着“礼仪之邦”传统的国人现在变得“不守规矩”了呢？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从历时性的角度，把权威分成传统的权威、领袖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三种类型。他强调，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是法理权威代替传统权威的过程；其中领袖魅力权威的作用在于促进或延缓这一取代进程。
显然，我们通常所说的国人“不守规矩”、“缺乏规则意识”的“规则”，指涉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规则”，与通行于乡土社会的所谓“规矩”，大有不同。现代工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际关系的链条越来越长，必须靠一系列全新的规则来维持其正常运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和整体的观念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而产生了。自由散漫、不守时、不守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小农意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因此，准确地说，不是国人不守规矩，而是大部分国人仍然沿袭的是传统的农业时代的思维模式，守的是“落伍”的规矩。在这里，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区分与主流社会的要求发生了错位，国人认为正常的举止，却被现代社会视为违规。而且，有些人根本想象不到，小农式的狡黠、大量个体的违规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紊乱，无形中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最终损害的是违规者自身的利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延缓或滞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这正是“文化堕距”理论之要义；这也是一些“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会普遍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这种阵痛持续时间的长短、剧烈的程度不一罢了。
所以，对于认为只要有“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就能够建立；“管制加码只会加重国人对规则的不尊重意识，强化公民与管制者的冲突” 的说法，窃以为，过于表面推理了。倘若让公民参与，没有一个人会公开说应该制定一个可以闯红灯的交通规则来。但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又该当何论呢？
由此可见，角色行为与实际行为是有差距的，“应然”不等于“实然”，“参与”更非一剂包治百病的良方。规则可以引进，停留在小农时代的落后观念却远非靠“参与”这一手段就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提升的。我们不能说“管制加码”万能，但在公众素质普遍不高的今天，加强外在的约束也很有必要，东亚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可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