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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官员境况追访:如鱼得水,还是愿赌服输?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南方网   发布者:综合编辑
热度70票  浏览3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8年12月29日 11:44
  官员下海后能否“回头是岸”?

  下海官员境况追访——如鱼得水,还是愿赌服输?

  前厅长游宪生闻听一个朋友不能如约赴宴,他说,多点了一个人的菜,于是,掏出手机给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员工打电话,礼貌地问他,如果晚上方便的话,请一起用餐。

  晚饭过后,游去地下停车室驾车,车子驶出门口,他对保安说:“辛苦了,兄弟。”

  记者将这些细节转述给一位江苏籍厅级官员,该官员感慨,此类细节一般不会发生在在任市长、厅长的身上。

  自 2000年始,记者开始瞩目发端于世纪之交的“第三波官员下海热”,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记者回访八年来陆续采访过的下海官员,看他们当下的情境和变化,并顺着他们的思路,追问已经从政策法规层面完善官员下海制度的中国,还能否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给有意于重返官场的下海官员一个“上岸”的机会。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1月30日上午,年届知天命的郑宁,从一辆喷着“赫柏湾”标记的帕萨特轿车中走出,跨入政府官员寻常很少光顾的咖啡吧,与记者讲述他下海之后的人生。

  51岁的郑宁下海前是江苏省盱眙县县长,2003年底,从美国学习归来不足一年的郑,不顾市委书记劝留,辞官而去。

  下海之初,郑受聘于连续六年入选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榜的《扬子晚报》,担任总经理,做“报贩子”。

  两年过后,受一位澳大利亚籍华人企业家的邀请,郑宁重操旧业,改做“酒贩子”。过去,郑曾让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酒厂起死回生,并塑造了一个江苏家喻户晓的白酒品牌——“今世缘”。那位澳籍华人是他儿时的伙伴,在澳大利亚买了一个葡萄园,生产干红,取名“赫柏湾”,他希望郑将这三个源自希腊神话的汉字,变成中产阶层耳熟能详的中文品牌。

  今天,赫柏湾还未能像它的广告一样进入南京人的生活,距离一个享誉中国的名牌,还有一段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路。他的下属说,不管怎样,郑宁总是很高兴,即便是开头两年不赢利,部分股东准备撤资,他的脸上也看不到愁苦;眼下,势头好了,他也没有小人得志的狂喜和骄傲。

  郑宁说,他总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资最高的效率办最多的事,所以,一天忙到晚,像歌词中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郑是记者回访的下海官员中对记者最不忌讳的一位。他说,他下海几年的经历,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但心情愉快。

  一位曾经与他同事的官员怀疑他的笑容是否发自内心:“如果郑宁当初不下海的话,在官场上干得也决不会差,也许现在已经跻身地市级行列了。现在,就是一个生意人,怎么能与地方高官相提并论?”

  郑宁说,老同事的怀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郑说,他不理会不下海会升官的传言,即便是真,也不后悔,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下海之后,他实现了送儿子出国读书的想法。追溯当初下海的原委,郑宁说,最直接的原因是挣钱送儿子出国读书。从部队转业后,学历起点仅仅初中的他,一边自学一边工作,从县广播站通讯员干到县长,自己的政绩上去了,儿子的成绩下来了。不甘心儿子日后上个三流大学的郑宁,决定每年花费20万元送儿子出国读高中。

  郑宁母亲的一位程姓朋友说,他相信郑宁不下海就交不起儿子出国的费用。他说,郑宁年过九旬的父亲,曾是粟裕的警卫员,是个革命化的人,母亲是解放前参加共产党军队的知识女性,是个理想化的人。在革命的理想的善良的家风熏染下,郑宁没有染上“升官发财”的坏毛病。

  郑宁还得到了自己下海时未想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他意外地拥有了再创一个酒类品牌的梦想。“我觉得,现在的事情现在的感觉才是我喜欢的事情喜欢的感觉。”郑说,“做县长最大的享受是享受奉承。辖县内,‘抬轿子’的人多,如果你喜欢前呼后拥的感觉,你会觉得很享受,反之,非但不享受,还会背上仗势欺人的心理负担。”

  或许是愉快的心境,培育了年轻的错觉。他说,不久前,他抬腿翻越一堵墙,跌伤了,那一刹那,他缓过神,想起自己的岁数,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反过来,他又觉得庆幸,年过半百,还能像年轻人一样拥有一个梦想。

  他说,因为有梦想,他对车上涂着赫柏湾广告显得不够档次之类的舆论,就很不在乎。

  平常心是道

  游宪生价值百万的奔驰350,停放在时代国际广场的地下车库,分外扎眼。

  时代国际广场,是福州市若干写字楼中的一个,第六层有若干公司,游宪生的海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宏”)就在其中。

  11 月底的一个傍晚,记者如约去海宏公司采访游宪生,同一层楼上,反复跑了两个来回,问了三家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海宏公司。记者以为顶着“厅长下海第一人” 的“帽子”,游宪生的名气应该比他的公司名气大,于是改口问“游宪生在哪儿办公”。孰料,被询问者对他的名字也是陌生的。

  一刻钟后,记者终于坐到游宪生的办公室。商务繁忙,他让记者坐等了半个小时。

  8年前,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游宪生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请求,从此,他再也没有处理过政务。

  下海之初,游加盟病危的ST中福。由于理念不合,“不能按自己想法去做事”的游,很快改换门庭。短短半年,游先后“入”了神龙、华都的“阁”,都是匆匆进去,匆匆离去,遍尝职业经理人的滋味。

  书生并非总是百无一用,下海后一边谋划着攻读经济学博士后的游宪生,一边注册了自己是大股东的海宏公司,利用打工获得的数百万薪酬,他将注册资本慢慢扩大到1500万,并在2003年出资改制了一家连续亏损的国有企业,为自己从职业经理人到私营公司老板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最近几年,他一直在经营这家公司。虽然同一楼层的人们不知道,一位年轻时当过市长、厅长,下海后当选过福建省经济人物、中华才智人物的企业家,经常和他们乘坐同一个电梯上下班,但京城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物”组委会,并未将他忘记。

  游宪生将组委会邀请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盛典的邀请函递给记者。他说,正规的,免费的,有意义的邀请函,他都尽可能认真对待。

  看上去,游宪生比较在意邀请函的符号意味。事实上,他更在乎实实在在的生意。经济危机时刻,他说,如果不是朋友斡旋,他根本不想接待记者。好在他提前做好了应对,生意上的影响并不大。

  晚上,游宪生邀请记者在时代国际广场的一家酒店吃饭。游点菜后返回包厢,闻听一个原定一起吃饭的朋友,不能如约赴宴,他说,多点了一个人的菜。于是,掏出手机给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员工打电话,礼貌地问他,如果晚上方便的话,请一起用餐。

  吃饭时,他对服务员非常客气。看上去,这样的客气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晚饭过后,游去地下停车室驾车,车子驶出门口,他对保安说:“辛苦了,兄弟。”

  记者将游对待员工、服务员和保安的细节,转述给一位江苏籍厅级官员,该官员感慨,这些细节一般不会发生在在任市长、厅长的身上。

  游宪生说,下海给了他平常心。偶尔,他会遇到底层公务员履职时的不恭敬,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作为商人,八年来,游宪生还清了下海时的30万元债务,赚取了数千万元的财富。虽然距离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还很早,游也不着急。去年,他受聘出任香港一家矿业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送了他数以千万计的股份,他期待他的股份升涨十倍百倍,却不害怕跌落尘埃。

  游宪生非常忙碌,可他还忙里偷闲组织复旦大学福建校友会的活动,偶尔还以经济学博士后的身份外出讲学。

  游宪生说,下海让他理解了“平常心是道”。以前,他比较得意自己的奔驰350——副省级干部,还不能乘坐呢!现在,他已不这样想,仅仅当作生意上的需要。

  他说,虽然他的平常心还未修练成“道”,但,心向往之。

  愿赌服输?!

  “出师未捷身先病,常使英雄泪满襟。”

  八年过后,山东一位熟悉门新国的人士,改写了一句古诗,评价门新国轰轰烈烈下海无可奈何上岸的情态。

  门新国,原山东垦利县县长,2000年夏天,门坐进私营企业山东黄河集团配备的皇冠车,辞官下海,并引发聚讼纷纭的“门新国现象”。

  “门新国的新闻报道被我剪贴在笔记本中。”浙江一位副厅级女性官员下海后对记者说。

  “门新国的新闻报道对我的下海是有影响的。”郑宁说。

  影响其他人下海的门新国,却在1年半之后,因为突如其来的癌症,离海上岸,返回官场。门新国说,当年他下海的时候,山东省有个鼓励党政干部搞私企保留三年公职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组织部门安排他到东营市经贸委做处级调研员,并为他保留了一部公务用车。

  12月9日,住在东营的门新国在电话中,有些疲倦地说,“我身体一直不好,几乎不上班,主要是看病养病。”

  回头看,只能感慨物是人非。门新国说,当年跻身山东十大私营企业之列的黄河集团早已搬迁到了上海;他在黄河集团负责开发的那个工业园区早已易主了;他和曾经力邀他下海的那个老板,已几年未谋面。

  门新国的下海境遇,乃客观的偶然因素所致,而其他失败的下海官员,多数只能归咎于自己。尤其是那些并未做好下海准备的官场不顺者,赌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匆匆找家私营企业,急奔而去,最后的结果往往难如人意,或者黯然神伤,或者失踪人海。

  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记者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记者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郑宁说,下海无异于再活一次,你想重新开始,必须从心开始,以欢喜的心态,体验商海人生,甘蔗没有两头甜,你不能什么都想要。真下海了,你就不能惦记着官场的好处,必须敢于面对下海后的种种不测,愿赌服输!

  游宪生说,生意遇到挫折的时候,别人会说,何苦,如果不下海,或许都副省长级别的高官了,“我就劝自己,既然下海了,就不能这样想。”

  郑和游,素未谋面,从无交流,但他们均认为在商言商,按照商场的逻辑,做正派商人,至关重要。他们承认为官经历对他们做生意是有益处的,但益处不是利用政治资源搞商业贿赂。

  能否“回头是岸”

  无论你怎么全身而退,你都不能指望退回官场了。回访中,部分下海官员感慨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是不想退回去了,但我希望下海官员能有‘回头是岸’的通道。”游宪生所谓的回头是岸,指的是下海官员重返官场重新跻身党政干部群体。

  游宪生说,官员下海之后的经历对于从政,是可贵的人生经验。无论是当高管做职业经理人,还是做老板做私营企业主,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感悟如果能够带到党政机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大有裨益。

  近十年来,官员下海的制度性规范越来越多,官员下海的通道已经打通,现在的问题是,下来的官员能否再上去,下海的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上岸?

  曾为公务员法撰写学习培训教材的安徽省政府法制办李兵认为,游宪生提出的下海官员回头是岸重新为官的命题,存在三个小问题:首先是思想上想不想,其次是制度上能不能,最后是道理上该不该。

  游宪生说,他不想,不代表所有的下海官员都不想。他说的没错。部分下海官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和记者交流时,都曾流露出回头是岸的想法,但他们知道,现有制度下,也只能想想而已。

  就“能不能”而言,诸多受访者认为需从两个角度去谈论:首先,下海官员自身有没有重返官场的能力;其次,现有制度有没有为下海官员准备好上岸的通道。

  谈到前者,有下海官员举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为例说,如果吴这样的下海官员重返政府,应该比过去更胜任。2002年,吴敏一辞去温州市副市长职务,下海经商做职业经理人,先在红蜻蜓集团,后在哈尔滨秋林集团任总裁,综观他的经历,起初研究宏观经济,继而管理地方经济,近来经营集团公司,从宏观到微观,都一一经历过,刚过50岁的他,年龄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论及后者,当过市长助理、地方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游劝荣说,如果是组织上安排下海的,当然能重返官场,如果是自己执意下海的,而且办理了辞职或者退休手续,目前的制度是不能让他们回头是岸的。过去的确有过做好企业当上高官的个案,浙江重庆也有私营企业主出任副部级高官的例证,但制度层面则无普遍性。

  至于说“该不该”,游劝荣说,从法理上看,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官场任职,下海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可是,要突破现有干部选拔制度,专门给下海官员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铺设一条重返官场的通道,既对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不公平,也无现实必要性,因为“党政机关总体上并不缺少下海官员那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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