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和中戏同学的这10年：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图)
毕业十年
——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
十年前，章子怡从中戏96级明星班走了出来。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
除了她、刘烨等少数人外，16人的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即便达到了名利顶端，她也很难掌控命运”
在成为明星前，章子怡是寂寞的，而成为明星也许使她更加寂寞。明星，归根结底只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一切误解的化身。
面对大众的质疑，章子怡决定站出来。3月12日凌晨，她在拍戏间隙接受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访。她的表情凝重，如同一幅褪了色的佳作。这是一次事关成败的危机公关，她如临大敌。
章子怡解答“捐款门”中的每一个数字，也坦言自己想做普通人的愿望。她说，她相信大部分质疑她的人是出于正义感，当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谈到事件对家人的影响，她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
“即便达到了名利的顶端，她也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位圈内人士感叹。
这是北京4月的一天。章子怡正在798工厂的摄影棚为一家国外杂志拍照。她施着淡妆，穿着浅色低领背心和绿色薄毛衫，笑容显得性感而自信。
晚上10点，章子怡结束一天的工作。隔壁房间，她的母亲、哥哥、助手和一条只听得懂英文的小狗都在等她，“要不是我爸出差，他也会来的。”
章子怡认为自己是一个“挺真诚”的人——善良，过于单纯，与外界想象的高傲和工于心计相距甚远。她把造成误解的原因归咎于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面对面接触。
尽管如此，她并不奢望改变现状。在她看来，误解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命运，总会以一种方式奖赏你，而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你。不过谣言和中伤却是她恐惧的。
“我觉得，人怎么能这么坏呢。”她有些委屈地对我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别人哭我也跟着哭，别人难受我也会跟着难受，我从来都不会去害任何人，哪怕那个人对我不好，所以当别人害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受不了，我就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章子怡把自己蜷缩在沙发里，坐上一会儿腰就会疼，忍不住捶几下。这是拍戏留下的后遗症，也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之一。
“像肩膀上这种伤，治不了，想过很多办法，美国也治，中国各种神医都试过，但是没用；还有腰上也是有伤，这个可能跟小的时候练功有关系，太辛苦了，阴天下雨特别难受，坐不住。”这时，她恍然大悟，“哦，我知道我的性格优势是什么了，我能忍，我觉得该忍的我就忍，我没有怨言。”她停住，想了一下，又补充道：“但是，不该忍的我也忍不住。”
章子怡记得《紫蝴蝶》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导演娄烨在台上发言，香港媒体在底下笑。她突然跳到台上帮娄烨说话。台下一片哗然。她听到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太好了，要出事了。”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说，如果大家抱着敌意而来，有什么必要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对媒体，章子怡一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我也不是那种软棉花，他们说不好听的，我也说不好听的，所以就形成恶性循环。”她解释着，“其实我可以不跟他们争，但我现在照样如此，尤其是在香港，他们对我不好，我也骂他们，我觉得反正我对你好和坏都一样。”
章子怡沉默了片刻，突然说自己对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些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人都是端着枪来的，”她的口气冰冷，像盾牌一样，掩饰着抑制下去的敌意。
这些年，除了家人，章子怡一直把张艺谋看作良师益友。她经常向张艺谋倾诉困惑和苦恼，而张艺谋告诉她，其实什么话都不需要去说，只要用作品来奠定位置，用实力堵住所有人的嘴。
“我从小学到的就是这个。”章子怡说，“你看张艺谋的方式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出来解释什么，他也不说什么，就干自己的事情，好就好，不好别人骂他也影响不到他，他还是继续做他的事业。”
出道以来，章子怡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走到今天。在业内，她的刻苦尽人皆知。李安曾说过：“章子怡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中最肯学习、最敢于吃苦的。她从里到外泛着的坚定又蓬勃向上的志气，让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而每拍完一部电影都会传出绯闻也几乎成为章子怡的定律。
“她遵循着拍片、吃苦、绯闻这样的循环一路走下来，”资深娱乐记者宋翔说。
如果说，张艺谋的钟情、成龙的大腿、霍启山的嘴唇只是增加了章子怡的知名度，那么如今她面对的“泼墨门”和“捐款门”则是一次空前的名誉危机。
尽管《一代宗师》剧组频频发出章子怡克服严寒刻苦拍戏的通稿，以期冲淡不良影响，但围剿的火焰仍然熊熊不止。
澄清一切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章子怡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她说自己小时候最喜欢洋娃娃，但知道妈妈要是给她买了娃娃，这个月的生活就要紧张。所以，每次走过商店橱窗前她都会对妈妈说：“我就看看，不会买的。”
如今，章子怡享受着穿戴名牌和珠宝走在红地毯上的时刻。闪光灯如群星拱卫，她是最耀眼的明星，但她知道自己终归不能活在那个世界里。
“那个世界是假的，衣服是借来的，耳环、珠宝是珠宝商提供的，那只是一个活动，需要大家打扮得光鲜亮丽，那一天过去以后，一切都会回归到平常。”她口气清醒地说。
连续几年，章子怡参加戛纳电影节。最后一天焰火放完，她忽然发现“戛纳寂静地像死去了一样——人都走了，路牌开始放下，巨幅电影广告牌也消失不见，街道上只有Party之后的垃圾。”她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和凄凉。
“我的职业让我觉得孤独。”章子怡说，“因为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爱人、朋友们在一起。我经常到一个城市拍一段戏，然后又得到另一个地方。有时我会突然觉得非常孤独。每参加完一个婚礼，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里都会被刺痛一下。”
此刻，章子怡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复杂，她的经历就像一部电影，但没人知道结局。对于局外人，或许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也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玛丽莲梦露传》中写道的：
“女明星们都生活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外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不信任。每个伟大的女演员都是一段流年，因为她们是被造就出来的，并且很多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4月9日，在中戏小剧场，一场由中戏学生表演的话剧《名扬四海》正在上演。剧中，那些美丽而稚嫩的男孩女孩在台上喊着：“我要出名！我要出名！”让整个剧场充满了躁动。
十年前章子怡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但每一个人都说，章子怡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命运在偶然与必然间的即兴舞蹈。
这听上去带有过于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但在一个明星制尚未成熟的国度，成名，的确更多靠的是命运的眷顾。
十年前，中国影视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演员少，机会多，这成为造就明星班的契机。十年来，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涌入，影视业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各种艺术院校的层出不穷，再加上网络和选秀节目成为造星的新途径，演员成名变得愈发不可预测。
“有太多外型演技都出色的演员至今默默无闻。”中戏96明星班的班主任常莉也这么说，“这个行业最终靠的还是命运。”
即使在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
十年前，章子怡从中戏96级明星班走了出来。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
除了她、刘烨等少数人外，16人的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即便达到了名利顶端，她也很难掌控命运”
在成为明星前，章子怡是寂寞的，而成为明星也许使她更加寂寞。明星，归根结底只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一切误解的化身。
面对大众的质疑，章子怡决定站出来。3月12日凌晨，她在拍戏间隙接受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访。她的表情凝重，如同一幅褪了色的佳作。这是一次事关成败的危机公关，她如临大敌。
章子怡解答“捐款门”中的每一个数字，也坦言自己想做普通人的愿望。她说，她相信大部分质疑她的人是出于正义感，当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谈到事件对家人的影响，她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
“即便达到了名利的顶端，她也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位圈内人士感叹。
这是北京4月的一天。章子怡正在798工厂的摄影棚为一家国外杂志拍照。她施着淡妆，穿着浅色低领背心和绿色薄毛衫，笑容显得性感而自信。
晚上10点，章子怡结束一天的工作。隔壁房间，她的母亲、哥哥、助手和一条只听得懂英文的小狗都在等她，“要不是我爸出差，他也会来的。”
章子怡认为自己是一个“挺真诚”的人——善良，过于单纯，与外界想象的高傲和工于心计相距甚远。她把造成误解的原因归咎于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面对面接触。
尽管如此，她并不奢望改变现状。在她看来，误解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命运，总会以一种方式奖赏你，而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你。不过谣言和中伤却是她恐惧的。
“我觉得，人怎么能这么坏呢。”她有些委屈地对我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别人哭我也跟着哭，别人难受我也会跟着难受，我从来都不会去害任何人，哪怕那个人对我不好，所以当别人害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受不了，我就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章子怡把自己蜷缩在沙发里，坐上一会儿腰就会疼，忍不住捶几下。这是拍戏留下的后遗症，也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之一。
“像肩膀上这种伤，治不了，想过很多办法，美国也治，中国各种神医都试过，但是没用；还有腰上也是有伤，这个可能跟小的时候练功有关系，太辛苦了，阴天下雨特别难受，坐不住。”这时，她恍然大悟，“哦，我知道我的性格优势是什么了，我能忍，我觉得该忍的我就忍，我没有怨言。”她停住，想了一下，又补充道：“但是，不该忍的我也忍不住。”
章子怡记得《紫蝴蝶》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导演娄烨在台上发言，香港媒体在底下笑。她突然跳到台上帮娄烨说话。台下一片哗然。她听到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太好了，要出事了。”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说，如果大家抱着敌意而来，有什么必要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对媒体，章子怡一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我也不是那种软棉花，他们说不好听的，我也说不好听的，所以就形成恶性循环。”她解释着，“其实我可以不跟他们争，但我现在照样如此，尤其是在香港，他们对我不好，我也骂他们，我觉得反正我对你好和坏都一样。”
章子怡沉默了片刻，突然说自己对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些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人都是端着枪来的，”她的口气冰冷，像盾牌一样，掩饰着抑制下去的敌意。
这些年，除了家人，章子怡一直把张艺谋看作良师益友。她经常向张艺谋倾诉困惑和苦恼，而张艺谋告诉她，其实什么话都不需要去说，只要用作品来奠定位置，用实力堵住所有人的嘴。
“我从小学到的就是这个。”章子怡说，“你看张艺谋的方式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出来解释什么，他也不说什么，就干自己的事情，好就好，不好别人骂他也影响不到他，他还是继续做他的事业。”
出道以来，章子怡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走到今天。在业内，她的刻苦尽人皆知。李安曾说过：“章子怡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中最肯学习、最敢于吃苦的。她从里到外泛着的坚定又蓬勃向上的志气，让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而每拍完一部电影都会传出绯闻也几乎成为章子怡的定律。
“她遵循着拍片、吃苦、绯闻这样的循环一路走下来，”资深娱乐记者宋翔说。
如果说，张艺谋的钟情、成龙的大腿、霍启山的嘴唇只是增加了章子怡的知名度，那么如今她面对的“泼墨门”和“捐款门”则是一次空前的名誉危机。
尽管《一代宗师》剧组频频发出章子怡克服严寒刻苦拍戏的通稿，以期冲淡不良影响，但围剿的火焰仍然熊熊不止。
澄清一切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章子怡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她说自己小时候最喜欢洋娃娃，但知道妈妈要是给她买了娃娃，这个月的生活就要紧张。所以，每次走过商店橱窗前她都会对妈妈说：“我就看看，不会买的。”
如今，章子怡享受着穿戴名牌和珠宝走在红地毯上的时刻。闪光灯如群星拱卫，她是最耀眼的明星，但她知道自己终归不能活在那个世界里。
“那个世界是假的，衣服是借来的，耳环、珠宝是珠宝商提供的，那只是一个活动，需要大家打扮得光鲜亮丽，那一天过去以后，一切都会回归到平常。”她口气清醒地说。
连续几年，章子怡参加戛纳电影节。最后一天焰火放完，她忽然发现“戛纳寂静地像死去了一样——人都走了，路牌开始放下，巨幅电影广告牌也消失不见，街道上只有Party之后的垃圾。”她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和凄凉。
“我的职业让我觉得孤独。”章子怡说，“因为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爱人、朋友们在一起。我经常到一个城市拍一段戏，然后又得到另一个地方。有时我会突然觉得非常孤独。每参加完一个婚礼，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里都会被刺痛一下。”
此刻，章子怡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复杂，她的经历就像一部电影，但没人知道结局。对于局外人，或许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也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玛丽莲梦露传》中写道的：
“女明星们都生活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外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不信任。每个伟大的女演员都是一段流年，因为她们是被造就出来的，并且很多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4月9日，在中戏小剧场，一场由中戏学生表演的话剧《名扬四海》正在上演。剧中，那些美丽而稚嫩的男孩女孩在台上喊着：“我要出名！我要出名！”让整个剧场充满了躁动。
十年前章子怡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但每一个人都说，章子怡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命运在偶然与必然间的即兴舞蹈。
这听上去带有过于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但在一个明星制尚未成熟的国度，成名，的确更多靠的是命运的眷顾。
十年前，中国影视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演员少，机会多，这成为造就明星班的契机。十年来，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涌入，影视业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各种艺术院校的层出不穷，再加上网络和选秀节目成为造星的新途径，演员成名变得愈发不可预测。
“有太多外型演技都出色的演员至今默默无闻。”中戏96明星班的班主任常莉也这么说，“这个行业最终靠的还是命运。”
即使在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