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权旺：博士们，于丹没有说你们是她的儿子！
十博士原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
[起草人按：我们深信，如果我们说的是真理，那么，一个人签名与很多人签名，其效用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决定一道做这样一件事，其意在表明，即使在一个普遍丧失了精神信仰的时代，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的声音，也决非微弱的、毫无声息的。本文最早在某高校的一个内部论坛征集签名。当某些青年学者表示因为“不愿意得罪北师大”而拒绝签名时，来自北师大的杨暘同学毅然签下了他的名字。]
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他们荒悖无知，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他们的一切行为，往往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人进行文化基因改造——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的基因。媒体对于这类人的狂吹热捧，等于是把厕所当客厅。
从2007年2月7日开始，某报连续7天，以半版的篇幅对于丹进行“关注”。编者声称，“在 ‘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有着多么广阔的前景。”同时，编者表示，之所以要关注于丹，是因为， “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让其发挥出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然而，我们认为，对一个凭借强势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予以如此不恰当的“关注”，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妄图通过对于丹的关注，来针砭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魚。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该报此举殊欠妥当，某些编辑记者缺乏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基本的人文素养，于此更是表露无遗。如果主流媒体都对意淫、猥亵中国文化的行为唱起赞歌，那么，不待外来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注定了必将覆亡。
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当白先勇用青春版《牡丹亭》任意涂抹崑曲时，人们不知已在釜上；当安意如用说诗词的方式去意淫中国古代那些高雅的生命时，人们不知水已烧开；当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时，人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煮熟。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掘墓人那里，我们除了嗅到死尸的臭气，何尝掬得一丝传统文化的芬芳？如果这也算一种文化基因改造，那么就等于是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绝非危言耸听。现代民主社会，在文化上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然而，这一次，无良媒体人加入到为于丹之流推波助澜的行列中，社会生活的标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想想看，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世界未来能够走向大同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世上没有哪一种知识不需要经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和实践就可以被掌握。我们从来不会反对人文理论的通俗化，但通俗绝不等于庸俗和媚俗。像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那些才是真正的通俗。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们，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当无良媒体人吹嘘于丹的书卖到二百五十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
为了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们不应再对无良媒体人表示沉默。正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谨此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人，应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我们更希望，《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
再不要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
起草人：
徐晋如（中山大学博士生）
共同发起人（以签名确认先后为序）：
刘根勤（中山大学博士生）
王曉峰（清華大學博士生）
張暉（香港科技大學博士）
周韬（暨南大學博士生）
朱崇科（中山大學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杨旸（北京师范大学学士）
李森（北京大学硕士生）
王进（中山大学博士生）
附：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文： 猛安谋克熊猫）
对我而言亦师亦友的晋如兄最近发起签名活动，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之流的过分炒作。我甘附骥尾，参与了这次签名。我无心作一个代言人，却也不想我们共同的立场因措辞的激烈而遭人曲解，或者成为口水战意义上的把柄，我只是感到有话要说。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公开法庭上有意以蔑视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座的500位公民，最终令得一代大哲饮鸠而亡，以死证明了希腊民主制度的荒谬——这个自称言论自由的社会，公众因他的言论反民主而处死了他。这是苏格拉底自己设计的迂回战术，很巧妙，也很悲壮。最终，他“赢得”了审判，雅典输了。今时今日，这种战术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期待若干年后，待到中华文明散落成片之后，期待史家给予我们叹惋的赞赏。换而言之，我们可以“赢”，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没有输的退路。
先说个简单的例子。譬如一个人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对于选择门诊的医生，我想病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位医生的学历如何、资历如何、医术如何，因为治疗的有效性和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至于这位医生口才如何，是否幽默风趣，是否能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给你解释清楚，这些大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判断，治疗疾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光靠一张嘴的赤脚医生要治出毛病。如果你要说言论自由，我没学过医，我就觉得风趣的医生说得好——我个人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数的个案。
但同样的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譬如最近两年热起来的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百家讲坛》。人们关注它，追捧它，不是因为这个节目讲述了多少真知灼见，也不是因为这个节目所邀请的主讲人在学术界有多么重的分量或者有多少学术发明，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通俗易懂。
为什么我们的公众一方面宁可听一位好医生以不近人情的表情说些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另一方面却对通俗易懂的信口开河津津乐道？我们的文化，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当然绝不仅仅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就理应受到轻薄的待遇么？
我不讳言，我，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和正在接受专业训练的人群，我们有资格在一些专业问题上发言正如我们没有资格去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相对论。这条简单的思路来自于《理想国》，也是苏格拉底获罪的口实之一。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他的杂文集也以此命名，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后来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沉默的少数人》，篇幅不长，兹录于下：
毫不讳言，写下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
王小波并不是天才，真诚的言说、狡黠的气质加上遵从于逻辑的思维，成就了这个生前不为人所知死后却掷地有声的名字。北岛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作一个人”，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常想，如果王小波还没有死，他看到那么多自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时，心里该是怎样一种尴尬。
于是“大多数”放弃了沉默——喧嚣中，聚义厅的牌匾悄然换作了忠义堂，“替天行道”的大旗高高飘扬。
于是必须有人选择沉默，哪怕是少数。沉默，作为无声的言说，将是我们守候家园的最坚不可摧的防线。
刘心武意淫《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抱着 “尼姑的光头，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种心态，把手伸向《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顺便说一下，孔子对于原则问题从不“温良恭谦让”，如果于丹女士把她的书名改作《天书奇谭》而不是《心得》，我个人也不会如此生气。
在大学读书许多年，很多事情也不是没见识过。越是在专业方面水平高的讲座去的人越少，这几乎成为了一种铁的定律。所以当有人诘问我们：“有本事你们也把你们的见解写出来和于丹比一比呀”之类的话，我无言以对。这个无言不是理屈词穷，而是类似于聊 QQ时经常用到的“无语”。很惭愧，《论语》我只看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听说最近于丹在讲《庄子》，这个我的发言权要足一点，前前后后也看过七八个本子，像郭象的《庄子注》、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释里面提到支道林解庄也参考过……。顾炎武的祖父曾经教育他：“著书不如钞书”，读读这些书，真感觉这是石破天惊的大妙语。我以上提到的几本书，大型一点的新华书店都能找到，可惜大部分都是滞销书。可见所谓某些高呼“复兴传统文化”的人，不过是好龙叶公的隔世再传。
另一种诘问是：“你们有精力在这里说这么多，怎么不像于丹一样多为复兴传统文化做一些努力呢？”当我面对这类言辞，不禁悲从中来。本次签名活动的发起者徐晋如精于诗词、谙熟京剧，为了将伟大的传统薪火相传，长年在许多高校开设诗词创作、京剧导论等课程。他所在的中山大学距离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单边的车程需要一个小时，但他坚持每周到广外给那里的学生开课，经济上的所得只是一点可怜的课时费。06 年末，他发起并组织首届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创作大赛。要知道，晋如现在只是一个在读博士生，他有自己的学业，有自己生活上的负担，但为了华夏文化之不颓，他就是那么全身心投入地去做这些事情，在各种阻力面前恍入无人之阵。他没有央视的平台，没有炫文博众的功利之心，我不知道原来珠与鱼目是可以这样地混淆起来！另一方面，“复兴传统文化”一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有诱惑力，对我也有同样的诱惑力。可是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和一个蹩足的科普人员不可同日而语。每当我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看到那几位熟悉的身影——几位终年浸泡在图书馆的教授、老师，我的心里会涌起无尽的敬意，我知道择其善者而从之。
今天晋如将吁请书发到了天涯，我在众多回帖中看到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这让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装》，我记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续写过这个故事，我说说出真像的小孩最后真实的结局是被街上的众人打死，因为无忌的童言揭示了众人的无知，这和苏格拉底很像。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王朔在《顽主》里面调侃的那样：我想说我不能说可我还是要说。我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文化仇富”这个概念——经过近几十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放逐，知识分子和当年的地主一样，实际上成为了天然应该受到歧视的一个名词。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虽然我这样说显得有点自欺欺人，但无论如何，就算是我马虺隤，我们也绝不放弃来吾导夫先路的坚持和勇气。
有一次旁听林岗先生（中山大学文艺学教授）的“中国美学史”，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文明，未来极有可能像许多古文明一样，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最后散落成碎片，融化和吸收到别的民族当中，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不负存在。”林先生是性情极为通达之人，不会像梁思成一样表现得痛心疾首，但在座弟子无不黯然。希腊文明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日衰，其破碎因于战火。现在，于丹和众多媒体明目张胆拆毁自家的长城，我们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反驳:博士们，于丹没有说你们是她的儿子！——回应签名反对于丹者
作者：黄权旺
面对着喝了点墨水的博士们和一群帮凶，对一位温情睿智的“文化奶妈”非理性地狂追穷打的时候，我的心在苦涩地咯血，我的眼睛在辛酸地掉泪。
那帮人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幔子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这种貌似惊天地泣鬼神的口号将他们虚伪的脸孔撕得面目全非了，确实儒生可畏啊，儒生可畏！
大体引经据典，套用高雅的词汇和时髦的句子，说些不咸不淡的理由是读书人的论理伎俩。博士们及其同伙也绝不例外，可是他们说理没有说到点子上，博士们为何不结合于丹在《百家讲坛》的讲演而解释何谓传统文化？如何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为今所用？为什么不探讨“于丹现象”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价值？为什么不解释人身攻击是有罪的，无理取闹是无聊的，压制言论是可耻的？为什么不解释百家争鸣和文化多元化不应被视为异端？……这些问题的提出都与博士们及其同伴反对于丹解读古籍息息相关。
总所周知，一定的文化现象兴起必然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的精神实质密不可分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任何的主观意志可以随意的压制，否则对那个时代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没有意识和文化层面的更新，再雄厚的物质承受也不堪一击。从而，我们认为，“于丹现象”的出现是时代发展必然的产物，不是因为有中央电视台的存在而存在的，或者它不出现在央视也可能某天出现在“超级女声”的故乡，通俗说来，传媒的发展在于创新，《百家讲坛》在创新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于丹就出现了。除此之外，归根结底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如今，这个时代是一个商业味道十分浓重的时代，是一个竞争格外激烈的时代，是一个重物质轻精神的时代，是一个容易使人迷失方向的时代，是一个让人难以找到心灵家园的时代……许多人都是一个情感和精神上的极度饥渴者，他们需要朋友，需要安慰，需要自省，需要搀扶……需要的东西除了物质外就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可是举目四望，我们却一无所有，我们太需要的是有人来为自己的生活指点迷津，需要有人来对穷困的生存境况来点鼓励的勇气，需要有人来对我们的失落来点灿烂的微笑……正因为是强烈的情感诉求和精神渴望催生了心灵导师的出现，此时没有谁可召之即来，而于丹就像一位善解人意的母亲主动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说着自己对《论语》《庄子》的品读心得，用甜蜜的文化乳汁哺育着饥渴的人群，来的是时候，“文化奶妈”的称号就于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而卫道士们就诚惶诚恐地疾呼：“你们不要喝，不要喝，那是毒奶水，没有营养还祸害人！”
此外，有人批评于丹教授所谓对中国统统文化的“亵渎”，“误读经典愚弄大众”等等，不过，他们是多心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一般可以归纳几点：比如天人合一，顺应天物；第二，以家庭伦理为本为；三，贵和尚中；四，修身养性……从而有别于西方的天人相分和征服自然，以个人为本位，崇尚理性精神等等。于丹在传媒受众面前品读的《论语》和《庄子》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蕴含者无比丰富的文化能量和文化精华，一直以来，人们都以各种的思路去解读和深化，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生存现实，意识形态以及个人的阅历和学养等各方面的影响，难以再原汁原味地揭开原籍的所有智慧，不过本质没有偏离就是最出色的解读，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对那些典籍的阅读都是阶段性的，只要本质上是一脉相连，没有质的坏死和腐朽都是对经典文化的丰富和深化，解读经典要与时俱进，不管是阅读者是采用现代的例子还是古代的故事，不管是用古文还是通俗的现代文，用保守主义的眼光去审视经典，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细细观看于丹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授的读经心得，我发现，那是一次经典文化本质上的回归和《论语》《庄子》的现代之旅，比如《天地人之道》，《人生之道》，《理想之道》，《君子之道》，《总有路可走》，《感悟与超越》《心态与状态》等等，其中的思想都是跟原籍是一脉贯通的，可以说是从心理学和人学等视野去领悟经典的内涵，是一种深化和开展，这样的解读本无可厚非！其精华在如今光怪陆离的21世纪重新绽放光芒可谓是文化重建的曙光，并非像儒生们的忧心忡忡。正如马列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对其发展和深化，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但是本质上是一脉相连的；也犹如一棵大树一样，如果地下的“根”尚在，繁荣的只是地面上的枝枝叶叶，一岁一枯荣的花花果果，这就是它存在的魅力和生命力，于丹教授解读《论语》《庄子》皆是此理！
再者，一个民族的希望和前途往往跟文化的多元化和声音的多样性有关。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文革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历史明证，压制思想和打击别人的言论弊大于利，小的是害自己，大的是祸国殃民，历史上也是有痕迹的。一个国家民族只能用开放和宽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文化现象才是有出息的国家，像人们对李银河的涉性言论一样，虽然不支持但是要容忍，那不仅仅是风度的问题，也是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秘诀。博士们公然反对于丹教授的读经心得，企图压制那当然是不明智之举，我想，时间会证明是一场闹剧。不过，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那未必是坏事情，至少可以跟另外的一种思想和文化碰撞，智慧的火花才会崩然擦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思想交锋，一个字：“好！”，不过别强人所难，逼迫人家不去捧于丹教授的场，那真是有点不厚道了，有意见，摆出来，不妥之处，大谈特谈，一个字，“妙！”，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十全十美，过度的吹捧和绝情的追杀都必然流于盲目的集体无意识，倘若不觉得于丹教授讲得有道理，比较动听，产生共鸣，那就翘起大拇指不吝一赞，反之，对其不理不睬，不问不探，不闻不听，甚至逃避今日喧嚣的文化论坛不失为明智之举。
目前，尚未见于丹教授公开为自己辩护和讨公道什么的，或许于教授认为公道自在人心，无聊的纷争没有什么益处，淡薄名利得失，人贵为和嘛，即使是面对逆境和不公也处之泰然……这道理也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以致用，也是品读《论语》和《庄子》的收获，这更是“文化奶妈”的聪明之处。所以说，博士们，别装了，醒醒吧，于丹没有说你们是她的孩子！
[起草人按：我们深信，如果我们说的是真理，那么，一个人签名与很多人签名，其效用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决定一道做这样一件事，其意在表明，即使在一个普遍丧失了精神信仰的时代，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的声音，也决非微弱的、毫无声息的。本文最早在某高校的一个内部论坛征集签名。当某些青年学者表示因为“不愿意得罪北师大”而拒绝签名时，来自北师大的杨暘同学毅然签下了他的名字。]
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他们荒悖无知，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他们的一切行为，往往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人进行文化基因改造——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的基因。媒体对于这类人的狂吹热捧，等于是把厕所当客厅。
从2007年2月7日开始，某报连续7天，以半版的篇幅对于丹进行“关注”。编者声称，“在 ‘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有着多么广阔的前景。”同时，编者表示，之所以要关注于丹，是因为， “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让其发挥出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然而，我们认为，对一个凭借强势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予以如此不恰当的“关注”，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妄图通过对于丹的关注，来针砭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魚。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该报此举殊欠妥当，某些编辑记者缺乏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基本的人文素养，于此更是表露无遗。如果主流媒体都对意淫、猥亵中国文化的行为唱起赞歌，那么，不待外来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注定了必将覆亡。
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当白先勇用青春版《牡丹亭》任意涂抹崑曲时，人们不知已在釜上；当安意如用说诗词的方式去意淫中国古代那些高雅的生命时，人们不知水已烧开；当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时，人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煮熟。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掘墓人那里，我们除了嗅到死尸的臭气，何尝掬得一丝传统文化的芬芳？如果这也算一种文化基因改造，那么就等于是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绝非危言耸听。现代民主社会，在文化上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然而，这一次，无良媒体人加入到为于丹之流推波助澜的行列中，社会生活的标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想想看，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世界未来能够走向大同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世上没有哪一种知识不需要经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和实践就可以被掌握。我们从来不会反对人文理论的通俗化，但通俗绝不等于庸俗和媚俗。像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那些才是真正的通俗。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们，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当无良媒体人吹嘘于丹的书卖到二百五十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
为了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们不应再对无良媒体人表示沉默。正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谨此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人，应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我们更希望，《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
再不要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
起草人：
徐晋如（中山大学博士生）
共同发起人（以签名确认先后为序）：
刘根勤（中山大学博士生）
王曉峰（清華大學博士生）
張暉（香港科技大學博士）
周韬（暨南大學博士生）
朱崇科（中山大學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杨旸（北京师范大学学士）
李森（北京大学硕士生）
王进（中山大学博士生）
附：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文： 猛安谋克熊猫）
对我而言亦师亦友的晋如兄最近发起签名活动，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之流的过分炒作。我甘附骥尾，参与了这次签名。我无心作一个代言人，却也不想我们共同的立场因措辞的激烈而遭人曲解，或者成为口水战意义上的把柄，我只是感到有话要说。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公开法庭上有意以蔑视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座的500位公民，最终令得一代大哲饮鸠而亡，以死证明了希腊民主制度的荒谬——这个自称言论自由的社会，公众因他的言论反民主而处死了他。这是苏格拉底自己设计的迂回战术，很巧妙，也很悲壮。最终，他“赢得”了审判，雅典输了。今时今日，这种战术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期待若干年后，待到中华文明散落成片之后，期待史家给予我们叹惋的赞赏。换而言之，我们可以“赢”，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没有输的退路。
先说个简单的例子。譬如一个人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对于选择门诊的医生，我想病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位医生的学历如何、资历如何、医术如何，因为治疗的有效性和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至于这位医生口才如何，是否幽默风趣，是否能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给你解释清楚，这些大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判断，治疗疾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光靠一张嘴的赤脚医生要治出毛病。如果你要说言论自由，我没学过医，我就觉得风趣的医生说得好——我个人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数的个案。
但同样的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譬如最近两年热起来的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百家讲坛》。人们关注它，追捧它，不是因为这个节目讲述了多少真知灼见，也不是因为这个节目所邀请的主讲人在学术界有多么重的分量或者有多少学术发明，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通俗易懂。
为什么我们的公众一方面宁可听一位好医生以不近人情的表情说些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另一方面却对通俗易懂的信口开河津津乐道？我们的文化，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当然绝不仅仅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就理应受到轻薄的待遇么？
我不讳言，我，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和正在接受专业训练的人群，我们有资格在一些专业问题上发言正如我们没有资格去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相对论。这条简单的思路来自于《理想国》，也是苏格拉底获罪的口实之一。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他的杂文集也以此命名，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后来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沉默的少数人》，篇幅不长，兹录于下：
毫不讳言，写下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
王小波并不是天才，真诚的言说、狡黠的气质加上遵从于逻辑的思维，成就了这个生前不为人所知死后却掷地有声的名字。北岛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作一个人”，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常想，如果王小波还没有死，他看到那么多自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时，心里该是怎样一种尴尬。
于是“大多数”放弃了沉默——喧嚣中，聚义厅的牌匾悄然换作了忠义堂，“替天行道”的大旗高高飘扬。
于是必须有人选择沉默，哪怕是少数。沉默，作为无声的言说，将是我们守候家园的最坚不可摧的防线。
刘心武意淫《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抱着 “尼姑的光头，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种心态，把手伸向《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顺便说一下，孔子对于原则问题从不“温良恭谦让”，如果于丹女士把她的书名改作《天书奇谭》而不是《心得》，我个人也不会如此生气。
在大学读书许多年，很多事情也不是没见识过。越是在专业方面水平高的讲座去的人越少，这几乎成为了一种铁的定律。所以当有人诘问我们：“有本事你们也把你们的见解写出来和于丹比一比呀”之类的话，我无言以对。这个无言不是理屈词穷，而是类似于聊 QQ时经常用到的“无语”。很惭愧，《论语》我只看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听说最近于丹在讲《庄子》，这个我的发言权要足一点，前前后后也看过七八个本子，像郭象的《庄子注》、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释里面提到支道林解庄也参考过……。顾炎武的祖父曾经教育他：“著书不如钞书”，读读这些书，真感觉这是石破天惊的大妙语。我以上提到的几本书，大型一点的新华书店都能找到，可惜大部分都是滞销书。可见所谓某些高呼“复兴传统文化”的人，不过是好龙叶公的隔世再传。
另一种诘问是：“你们有精力在这里说这么多，怎么不像于丹一样多为复兴传统文化做一些努力呢？”当我面对这类言辞，不禁悲从中来。本次签名活动的发起者徐晋如精于诗词、谙熟京剧，为了将伟大的传统薪火相传，长年在许多高校开设诗词创作、京剧导论等课程。他所在的中山大学距离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单边的车程需要一个小时，但他坚持每周到广外给那里的学生开课，经济上的所得只是一点可怜的课时费。06 年末，他发起并组织首届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创作大赛。要知道，晋如现在只是一个在读博士生，他有自己的学业，有自己生活上的负担，但为了华夏文化之不颓，他就是那么全身心投入地去做这些事情，在各种阻力面前恍入无人之阵。他没有央视的平台，没有炫文博众的功利之心，我不知道原来珠与鱼目是可以这样地混淆起来！另一方面，“复兴传统文化”一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有诱惑力，对我也有同样的诱惑力。可是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和一个蹩足的科普人员不可同日而语。每当我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看到那几位熟悉的身影——几位终年浸泡在图书馆的教授、老师，我的心里会涌起无尽的敬意，我知道择其善者而从之。
今天晋如将吁请书发到了天涯，我在众多回帖中看到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这让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装》，我记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续写过这个故事，我说说出真像的小孩最后真实的结局是被街上的众人打死，因为无忌的童言揭示了众人的无知，这和苏格拉底很像。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王朔在《顽主》里面调侃的那样：我想说我不能说可我还是要说。我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文化仇富”这个概念——经过近几十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放逐，知识分子和当年的地主一样，实际上成为了天然应该受到歧视的一个名词。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虽然我这样说显得有点自欺欺人，但无论如何，就算是我马虺隤，我们也绝不放弃来吾导夫先路的坚持和勇气。
有一次旁听林岗先生（中山大学文艺学教授）的“中国美学史”，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文明，未来极有可能像许多古文明一样，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最后散落成碎片，融化和吸收到别的民族当中，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不负存在。”林先生是性情极为通达之人，不会像梁思成一样表现得痛心疾首，但在座弟子无不黯然。希腊文明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日衰，其破碎因于战火。现在，于丹和众多媒体明目张胆拆毁自家的长城，我们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反驳:博士们，于丹没有说你们是她的儿子！——回应签名反对于丹者
作者：黄权旺
面对着喝了点墨水的博士们和一群帮凶，对一位温情睿智的“文化奶妈”非理性地狂追穷打的时候，我的心在苦涩地咯血，我的眼睛在辛酸地掉泪。
那帮人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幔子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这种貌似惊天地泣鬼神的口号将他们虚伪的脸孔撕得面目全非了，确实儒生可畏啊，儒生可畏！
大体引经据典，套用高雅的词汇和时髦的句子，说些不咸不淡的理由是读书人的论理伎俩。博士们及其同伙也绝不例外，可是他们说理没有说到点子上，博士们为何不结合于丹在《百家讲坛》的讲演而解释何谓传统文化？如何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为今所用？为什么不探讨“于丹现象”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价值？为什么不解释人身攻击是有罪的，无理取闹是无聊的，压制言论是可耻的？为什么不解释百家争鸣和文化多元化不应被视为异端？……这些问题的提出都与博士们及其同伴反对于丹解读古籍息息相关。
总所周知，一定的文化现象兴起必然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的精神实质密不可分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任何的主观意志可以随意的压制，否则对那个时代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没有意识和文化层面的更新，再雄厚的物质承受也不堪一击。从而，我们认为，“于丹现象”的出现是时代发展必然的产物，不是因为有中央电视台的存在而存在的，或者它不出现在央视也可能某天出现在“超级女声”的故乡，通俗说来，传媒的发展在于创新，《百家讲坛》在创新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于丹就出现了。除此之外，归根结底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如今，这个时代是一个商业味道十分浓重的时代，是一个竞争格外激烈的时代，是一个重物质轻精神的时代，是一个容易使人迷失方向的时代，是一个让人难以找到心灵家园的时代……许多人都是一个情感和精神上的极度饥渴者，他们需要朋友，需要安慰，需要自省，需要搀扶……需要的东西除了物质外就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可是举目四望，我们却一无所有，我们太需要的是有人来为自己的生活指点迷津，需要有人来对穷困的生存境况来点鼓励的勇气，需要有人来对我们的失落来点灿烂的微笑……正因为是强烈的情感诉求和精神渴望催生了心灵导师的出现，此时没有谁可召之即来，而于丹就像一位善解人意的母亲主动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说着自己对《论语》《庄子》的品读心得，用甜蜜的文化乳汁哺育着饥渴的人群，来的是时候，“文化奶妈”的称号就于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而卫道士们就诚惶诚恐地疾呼：“你们不要喝，不要喝，那是毒奶水，没有营养还祸害人！”
此外，有人批评于丹教授所谓对中国统统文化的“亵渎”，“误读经典愚弄大众”等等，不过，他们是多心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一般可以归纳几点：比如天人合一，顺应天物；第二，以家庭伦理为本为；三，贵和尚中；四，修身养性……从而有别于西方的天人相分和征服自然，以个人为本位，崇尚理性精神等等。于丹在传媒受众面前品读的《论语》和《庄子》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蕴含者无比丰富的文化能量和文化精华，一直以来，人们都以各种的思路去解读和深化，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生存现实，意识形态以及个人的阅历和学养等各方面的影响，难以再原汁原味地揭开原籍的所有智慧，不过本质没有偏离就是最出色的解读，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对那些典籍的阅读都是阶段性的，只要本质上是一脉相连，没有质的坏死和腐朽都是对经典文化的丰富和深化，解读经典要与时俱进，不管是阅读者是采用现代的例子还是古代的故事，不管是用古文还是通俗的现代文，用保守主义的眼光去审视经典，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细细观看于丹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授的读经心得，我发现，那是一次经典文化本质上的回归和《论语》《庄子》的现代之旅，比如《天地人之道》，《人生之道》，《理想之道》，《君子之道》，《总有路可走》，《感悟与超越》《心态与状态》等等，其中的思想都是跟原籍是一脉贯通的，可以说是从心理学和人学等视野去领悟经典的内涵，是一种深化和开展，这样的解读本无可厚非！其精华在如今光怪陆离的21世纪重新绽放光芒可谓是文化重建的曙光，并非像儒生们的忧心忡忡。正如马列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对其发展和深化，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但是本质上是一脉相连的；也犹如一棵大树一样，如果地下的“根”尚在，繁荣的只是地面上的枝枝叶叶，一岁一枯荣的花花果果，这就是它存在的魅力和生命力，于丹教授解读《论语》《庄子》皆是此理！
再者，一个民族的希望和前途往往跟文化的多元化和声音的多样性有关。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文革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历史明证，压制思想和打击别人的言论弊大于利，小的是害自己，大的是祸国殃民，历史上也是有痕迹的。一个国家民族只能用开放和宽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文化现象才是有出息的国家，像人们对李银河的涉性言论一样，虽然不支持但是要容忍，那不仅仅是风度的问题，也是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秘诀。博士们公然反对于丹教授的读经心得，企图压制那当然是不明智之举，我想，时间会证明是一场闹剧。不过，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那未必是坏事情，至少可以跟另外的一种思想和文化碰撞，智慧的火花才会崩然擦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思想交锋，一个字：“好！”，不过别强人所难，逼迫人家不去捧于丹教授的场，那真是有点不厚道了，有意见，摆出来，不妥之处，大谈特谈，一个字，“妙！”，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十全十美，过度的吹捧和绝情的追杀都必然流于盲目的集体无意识，倘若不觉得于丹教授讲得有道理，比较动听，产生共鸣，那就翘起大拇指不吝一赞，反之，对其不理不睬，不问不探，不闻不听，甚至逃避今日喧嚣的文化论坛不失为明智之举。
目前，尚未见于丹教授公开为自己辩护和讨公道什么的，或许于教授认为公道自在人心，无聊的纷争没有什么益处，淡薄名利得失，人贵为和嘛，即使是面对逆境和不公也处之泰然……这道理也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以致用，也是品读《论语》和《庄子》的收获，这更是“文化奶妈”的聪明之处。所以说，博士们，别装了，醒醒吧，于丹没有说你们是她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