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妹妹”的今生今世：陈晓旭红楼宿命（图）
大年初七，陈晓旭出家的第二日，见证她剃度的编剧周岭、摄影师李耀宗、一起学佛的“妙玉”姬玉召集《红楼梦》剧组在北京的成员聚会，此前他们很少见面，这次聚会是为陈晓旭一人而设。“尤氏”王贵娥是当年遴选报名信件的工作人员，陈晓旭就是那浩如烟海的自荐信中唯一雀屏中选者。
记者◎孟静
“震惊、不理解，在座的女同志都哭了，我们脑海里一直闪回着她以前乖巧、单纯、诗人气质的样子。”王贵娥形容着聚会现场的激动，“我们一直追问她的轨迹，周岭仔细讲了她的情况，方觉释然。无论做什么都有她的不得已处，这条路也算符合她的轨迹。她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经商不像文学般诗情画意。过去我也参加过她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总觉得和她女经理的感觉不对。”
可是出家呢，和陈晓旭的感觉似乎也不那么全对，在朋友的回忆里，她爱打扮，总是穿着裙子，黑色的丝袜裹着小腿。“从来没看出她悲观厌世过，怎么也想象不出她那样追求完美的人会一袭袈裟，洗尽铅华。”王贵娥叹息着说。
陈晓旭在剧组里最好的朋友、常常住在她家的姬玉提起“出家”则是一副轻快的口气，她笑着说: “你们等待着吧，妙真法师修成大德后，会出来宣讲佛义的。”俞平伯说过:“人不可真的做和尚，亦不可断了做和尚的念头。”陈晓旭身边最亲近的人——郝彤和姬玉，都把这次出家看做一次职业转换。
陈晓旭的“宿命论”
1990年，接受《大众电影》采访时，陈晓旭讲过这样一个“秘密”:妈妈生她之前，做过一个梦，梦中一老叟为腹中胎儿取名为‘芬’，醒来后查《辞海》，才知这个字喻意是南方的一种香草(此说法有误，编者注)。她出生时正值凌晨4点，于是起名晓旭。陈晓旭长大后查玄学方面的书，“晓旭”的笔画蕴意是“万朵红云连旧府，一轮明月照前川”。从那时起，她就喜欢用命运解释生活中的种种偶然:“我不认为全国只有我一人能演林黛玉，这不过是命定的偶然。”在一次采访中她说:“我能够在上万名竞争者中得到林黛玉的角色，也是因果缘分。十几岁时，我就开始理解她，感受她，还把她的诗抄写在日记上。如果追溯到前世，也许会更奇妙，说不定我们就是一个人呢。”
仅仅用命运的安排解释她能在以麻袋计的自荐信中心想事成地成为女一号，似乎太过轻易。在王贵娥的记忆里，大批来信是字拙词劣、不自量力的，陈晓旭的信却非常有心:“厚厚的自荐信，两张剪报(是她的作品)，一张画报封面和几张不同角度的小照，画报封面是自荐者本人:一位纤细文静的姑娘，手抚着胸前的辫梢，一只手支撑在背后，坐在一片绿草坪上……”她对人物的分析有自己独到见解，剪报上是她发表的小诗，题目是《柳絮》，不是林黛玉笔下“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的悲凄柳絮，陈晓旭的文笔带有当时浓郁的汪国真式风格，励志、充满希望:“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将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家住在哪里;愿春风把我吹到天涯海角，我要给大地的角落带去春的信息。我是一朵柳絮，生来无忧又无虑;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
这首诗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陈晓旭第一次到剧组报道时，王贵娥一眼就认出了她，并用其中两句和她打招呼。只要不是陈晓旭的好朋友，都认为她性格内向，“贾珍”李志新和她投资过的电视剧《红衣坊》的导演苏舟，虽然和她打过很长时间交道，仍然得出这个结论。但在周岭、欧阳奋强的记忆里，陈晓旭一肚子鬼点子，头脑灵活，擅长给别人起外号，比如管王扶林叫“寂寞的小男孩”。欧阳奋强刚进剧组时非常拘谨，没办法做到和女演员打打闹闹，王扶林导演批评他是表演上“让我最担心的人”。他只好求助于平时只有点头之交的陈晓旭，她教他捉弄“玉钏”刘冬敏和“湘云”郭霄珍，伪装成副导演，给郭霄珍写假试镜信，害得她从圆明园跑到展览馆等了一天，又给信中的“电影厂”回信，得知真相后还大哭一场。而后欧阳奋强又故伎重施在陈晓旭身上，写了另一封试镜信，陈晓旭起初信以为真，但她还是先理智地分析:《红楼梦》要拍3年，没必要急着找去处，于是没有赴约。欧阳奋强按捺不住，旁敲侧击了一下，陈晓旭立刻戳穿了他的“诡计”。周岭是当时请来的红学家中授课最多的一位，他对陈晓旭的评价就是“聪明、很有幽默感”。
“小时候有一个女生很强悍，常常带着一群女生孤立我，我就常常仰望星空，请星星月亮帮助我实现她对我的臣服。第二天，她真的来与我讲和，态度十分诚恳。后来她告诉我，她们在编排一个舞蹈，需要我去领舞……从此，我开始相信冥冥中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主宰着一切。”这种宿命论在她的访谈中时常体现，她淡化自己的努力，把一切尽量归于命运。
《红楼梦》每个演员的确定都波折重重，“宝钗”原本是演“紫鹃”，“鸳鸯”起初定的是“彩云”，“香菱”又是竞争“袭人”的。从头至尾，只有两个人目的明确——邓婕和陈晓旭，非王熙凤和林黛玉不演。不过邓婕的方式更为激烈，她拒绝了导演的其他安排，而陈晓旭以柔克刚，表现得比较委婉，在导演试探着问她能否演另一个角色时，陈说:“我就是林黛玉。如果我演其他角色，观众会觉得林黛玉在演另外一个女孩的角色。”在20年后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她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剧拍完后，剧组主要演员在全国走穴，有一次挣了2000块钱，陈晓旭数完一半揣身上说:“我有钱了。”邓婕把所有钱锁进抽屉说:“我又没钱了。”这两个被同伴们公认的最成功人士，行事方式不同，结果却是一致的。“邓婕是锐角，具有突破性，陈晓旭是钝角，柔和地把事做成。”那期节目的策划史航这样概括对二人的观感。
陈晓旭在选角中看起来比在竞争中一直处在下风的邓婕顺利，可事实上她从未放弃过努力。在参选前，她对自己的认识就异常清醒，甚至和导演组不谋而合。“我的身体发育不良”，当时她只有83斤，后来有人就据此提出过异议，她的鼻子也被认为有些大，还曾被要求实施削鼻手术。当时绝大多数演员都在十七八岁左右，是只知玩乐的年纪，除了24岁的邓婕，只有陈晓旭在参选前就读过《红楼梦》，她看这书的时候只有十三四岁。初中毕业的她，在一众演员中居然是文学功底比较深厚的。
直到红学家王朝闻来讲课，提到黛玉的形象时说:你们看，她就特别像黛玉。从那刻起，大家开始默认她从性格到外形，是最贴近黛玉的一个。周岭告诉记者:为什么黛玉的竞争没有王熙凤激烈？一是因为凤姐出戏，二是黛玉其实很不讨好很难演。担任新版《红楼梦》选秀组分组长的“贾珍”李志新也说，现在的“宝钗”远远多于“黛玉”，有古典气质的女孩子很难找寻。和陈晓旭竞争的女孩子们一一败下阵来，沈璐在晚会上一通迪斯科，被导演“发配”去演了秋桐;拉小提琴的王晓洁自动退出了选角;张静林太过活泼被安排成了“晴雯”;形象最美丽的张蕾年龄超过了23岁，导演组成员提出她的皮肤质感不像少女，于是她演了一多半的“秦可卿”后出国留学。
演员由导演组主要成员和央视负责人戴临风、阮若邻共同决定，所有演员都在圆明园的封闭培训班中学习了3个月，经过多方面考察。宣布结果那天，百般磨难的邓婕喜得“长头发都在笑”，失望的女孩子们痛哭流涕，还有人玩失踪，而当上女主角的陈晓旭神色平静，在彻夜无眠的前一晚，唯有她睡得很踏实。很多人都觉得这女孩子不简单，后来有媒体报道，其实是陈晓旭偷偷地进了制片主任的房间，提前看到了演员名单，所以表现得不动声色。幸运降临后，陈晓旭依然很用功，剧组在上海青浦大观园拍摄的间隙，她托人探望了越剧名家王文娟，准备了大量问题。
矛盾的个性
陈晓旭永远比同年龄的女性心智成熟，她的丈夫郝彤对她的概括就是“成熟”，陈晓旭也说过自己的“心理年龄是100岁”。这些成熟、淡定一直贯穿到她的商界生涯，她从不强调创业时期受过多少苦，在少数的几次采访中，她都说公司是很自然地做大，单子是很自然地接到。她说自己从不和客户谈生意，因为每个部门都有总监，她只需用佛教理论指导他们为人处世。
这些陈晓旭的“自我描述”与朋友眼中的她并不一样。王贵娥说，陈晓旭有过很艰难的时刻，她的内心非常强势。有一次在发布会上见到她，王贵娥吃惊于她的变化说:“你以前可是小鸟依人。”陈晓旭说:“什么呀？现在全是人家依我。”陈晓旭过去性格矜持，6岁那年，为了让胆怯的她勇敢起来，父亲让她在众人面前高声念10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她被逼得啜泣起来。与郝彤初次合作拍片时，被剧组人员背后叫做“冷血动物”。陈晓旭有一段时间为了出国学习英语，保姆居然被她孤僻的性格吓跑。
广告业是一个需要与人交往的职业，再说不用谈生意，很多人还是看着“林妹妹”的面子才肯签约。有一段时间，因为不善于在逢年过节联络客户，公司失去了不少老客户，陷入最低潮。为了拉广告，陈晓旭学会了打桥牌，用很雅致的方式在牌桌上不动声色地联络感情。业务低迷时候，她四处参加活动，只为结识客户。世邦公司制作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是《红衣坊》，讲的是“红帮裁缝”的历史，由于罗蒙西服是世邦公司的长期客户，这个剧本的初稿基本上是中国西服业史。导演苏舟看到剧本后，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晓旭:“这本子拍了注定要赔钱，完全是流水账。”陈晓旭拿回去改了一年，找了另一位导演，拍摄中又出现问题，她果断换导演，和世邦影视公司总经理关小红从上海开车到杭州，重新找到苏舟。“那时是大夏天，两个女人开那么远的车。一般导演不愿干擦屁股的活，但她很真诚，而且做事很讲规矩，实在很难想象她那个形象是个商人。”可她的确是个商人，苏舟说，像《红衣坊》这样的本子一般都会拖黄了，陈晓旭却很有毅力，只有在面对一桌荤菜时轻声地拒绝，才会体现她佛教徒的那面。
陈晓旭的办公室里处处是佛的印迹，门上贴着“南无阿弥陀佛”，送客户的礼品与佛教有关，她每天午间要静坐30分钟，携带专门的计数器，规定自己一天念“阿弥陀佛”3000遍，早起念《无量寿经》，临睡前以《地藏经》忏悔一天的过错为结束。世邦公司的前台上，摆着《认识佛教》和南无龙树菩萨摩柯萨的彩色画像相片，供客人取阅。据她自己说，信佛缘于1999年听到净空法师的录音，两个月后，她飞往新加坡专程与净空法师碰面，那时她还为自己起了法号“华严”。不久后，她的丈夫郝彤在她影响下也信了佛，陈晓旭认为丈夫的选择也是机缘，并非自己强求的结果。
外人和郝彤眼中的陈晓旭似乎是两个人，《家春秋》的导演李莉也拍过陈晓旭的第一部电视剧《家风》，那时都是封闭式拍戏，李莉和陈晓旭的相处时间接近一年，她很少听到陈晓旭讲话，即使讲，也是轻轻地，“很爱思考”。《家春秋》里陈晓旭是梅表姐，张莉扮演鸣凤。“她们俩性格差距很大，张莉活泼得多，嘴也甜，更外在一些，陈晓旭内向、清秀。”李莉说。
不知是人的性格太过复杂，还是记忆如此的不可靠。在王贵娥的回忆里，张莉“不大合群，有自我保护意识，因此了解她的人不多，说她装傻、太复杂，她也从不解释”。也许是角色改变了她们，或是她们为角色有意地改变了自己。
陈晓旭在大年初六，在众多亲朋好友的注视下剃下满头青丝，得知消息的邓婕给在场的周岭发短信，试图劝阻这件事的发生。周岭一一转达了，也向他们转述了陈晓旭的坚决。在世俗之人眼中，林妹妹一入空门变妙玉，从此断了尘缘，可是尘缘并不会因为头发而隔绝。就在几天前的大年三十，苏舟还接到了陈晓旭的贺新年短信，这个世俗中人得知她出家消息后一片茫然。
陈晓旭:“脱离”黛玉之后的人生
陈晓旭说自己像黛玉、也欣赏黛玉，是因为“从头到尾她保持了自己的真情，没有被污染，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种世间的贪欲或者想得到的东西，来改变自己的真心本性”。
在她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迷茫的人和已经觉悟的人。“而一个假名的我，就像一滴水珠那样，渐渐地澄清，汇入弥陀慈悲的愿海，成就博大与永恒。”
记者◎吴琪
“我再也没有演戏的冲动”
演完林黛玉之后，20出头的陈晓旭居然并没有超越这个角色的愿望。她甚至不认为自己适合做演员，仅仅因为自己与黛玉太相像、太相通，才有了这样的表演因缘。
她发现生活并不容易。“林黛玉已成为我演艺途中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在此之后，是我生命中的苍茫时刻。虽然我是众人眼中的明星，但没有导演敢请我演其他角色。陈晓旭的名字被林黛玉取代了。三年的时间，我无事可做。在北京漂泊，多次面临搬家的窘境。”
因林黛玉得名，陈晓旭自然成为公众人物。但自小只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的她，完全不热衷于社交活动。“比如说有人喜欢请我吃饭，或者有人愿意跟我交往，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的迷茫来自不能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
虽然没有多少碰壁的经历，但是陈晓旭在几年漂泊中发现自己完全不适合演艺圈，“我是决不会去讨好导演找戏的”。看到身边一些演员生活非常丰富，八面玲珑，她既然不是到处交际的人，竟然干脆就在家里读书，“没有那种很急切想去演戏的那种感觉”。在内心里，她愿意让黛玉成为自己表演上的经典符号，没有去接其他角色的冲动。
陈晓旭几年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说，她当时就认为自己作为演员缺乏激情。职业演员应该有的天赋她并不具备，除了林黛玉这个角色，其他时候过于理性，很难动情。既然无法超越，就彻底抛离。没有机会的时候陈晓旭可以在家里静下来读书，“去认识自己，究竟我自己适合做什么，我觉得只有真正认清自己，然后你才能选对你自己的路”。很快，陈晓旭就感慨道，“《红楼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发现了精彩的大千世界，却又向我关上了一扇门，使我不能继续演艺事业。为此，我只能重新开辟一条路，却意外地发现它通向更美丽的远方”。
抢得先机的广告女商
1992年陈晓旭和男友郝彤创办广告公司时，只是朋友的偶然介绍，“实际上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机会，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因为觉得广告离影视很近，在我朋友的鼓动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才真正的发展，到后来成为一个事业”。
陈晓旭独立承包长城国际广告公司的制作总部时，与她签约的董事长说了这样一句决定性的话，“你是名人，我放心”。后来成为陈晓旭老公的郝彤对记者说，他俩当时什么都不懂，连广告代理是什么都不知道。长城国际当时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以做展览为主，在业内很有名声。
1984年就进入广告策划行业的《广告导报》总编凌平说，上世纪90年代前，广告行业是国家限制发展的，实行批准制，一般一个城市只有一两家。到了90年代开放，实行申请制，一下子需要大量的广告人才。而当时的制作公司、播出平台都不多，也缺乏专业的广告人，所以很多与摄影、美术、影视相关的人大量进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名人效应在广告行业中有着放大作用。凌平说，那时候广告行业不太规范，人们对媒体信息了解少，也缺乏阅读率、发行量这样的专业数据调查，没有中立调查公司的监督，人脉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晓旭的第一个客户出现在一个月后，那是一家药厂，客户对她说:“我知道林黛玉不会骗我的。”
陈晓旭最大的客户是合作了11年的五粮液集团。陈晓旭说她是一个喜欢冥思的人。传统的头脑风暴法很有效果，但大多数真正好的想法是在独处的时候产生。后来陈晓旭创办了世邦广告公司。“这印证在我为‘五粮液’——中国最著名的酒业集团做广告的时候。他们想推出一种新产品——五粮春，并希望在前期以‘五粮液’的品牌来带动新品牌。我采用了中国古诗中的经典词汇‘系出名门’来做推广。以‘秀其外绝无奢华，慧其中内蕴悠远’的诗句赋予物化产品以鲜活的形象感。现在，这个品牌连同广告语‘名门之秀五粮春’已经几乎和五粮液老品牌一样知名。”
凌平分析说，陈晓旭刚开始代理五粮春时，正是广告业利润非常大的时期。“一般广告代理费是 15%，现在竞争激烈后，很多公司是零代理。而当时世邦公司一年代理五粮液集团5000万至1亿元的广告，代理费拿个三五百万完全没问题”。对广告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媒介资源和客户资源，陈晓旭有了“五粮液”这个资源后，也就有了稳定的收益。
陈晓旭的北京世邦广告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五粮液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招标广告的投放。后来另一家广告公司加入竞争，负责招标段以外的广告投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中央电视台一、二、三套的“著名企业音乐电视展播”栏目。凌平认为，可能是陈晓旭后来又投资电视剧拍摄，而没有潜心经营北京世邦广告有限公司，以致五粮液好些业务转向其他公司。不过以世邦年营业额两亿的实力，“仍然是中国第一线的广告公司”。
郝彤告诉记者，世邦目前的经营仍然非常好，公司过去十年的业绩每年以20%～30%递增，也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中国优秀广告公司之一。
陈晓旭虽然在专业上活跃于广告界，本人却非常低调，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凌平说，他所在的广告媒体举行评奖活动，大多数广告公司都乐于参与，非常愿意宣传自己。但是陈晓旭很长时间的答复都是没兴趣。陈晓旭也说，“我跟林黛玉一模一样——太自我了，别人都不欢迎我，记者对我的印象也不好。我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理你，或者说是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直到2004年陈晓旭才偶尔接受媒体采访，后来偶尔也会提到世邦公司的名字，品牌意识比以前强。凌平说，毕竟1987版《红楼梦》影响深远，不断重播，陈晓旭如果愿意和别人去抢资源、抢客户和名声，是非常容易的，“但这并不是她的性格”。
在外人印象里，陈晓旭比较内向，“就像古典小说里走出的人物，说话也轻声细语”。凌平的杂志社多次采访过陈晓旭，几乎每次都是她提供照片给杂志发表。有一次凌平安排摄影师去拍摄，但她只准拍摄她的侧面形象。当摄影师正面拍摄她时，她就转过脸表示抗议。“她也不会去直接阻拦，但是会转过脸去，我感觉她是那种很坚持自己的人，做事情要求非常高。”最后陈晓旭对摄影师拍的照片全部不满意，还是要求登自己提供的照片。凌平从没有见她笑过一次，“她对陌生人不是很放得开”。陈晓旭自己也说过，虽然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见到生人仍是拘谨。
顺从真心本性
陈晓旭称自己一度很专注于财富积累，身为家中长女，希望通过努力，让父母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断为他们创造更舒适的家，一次次搬到更大更美的房子里。还送精美的礼物给他们。后来，我发现物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和家人带来真正的快乐。我变得越发忙碌和烦躁，很少有时间和父母相处”。
1999年，陈晓旭偶然在朋友的车上听到净空法师讲解《无量寿经》的录音带，“那个世界仿佛印证了我从小到大对清净仁爱世界的无限向往。我对经中所描述的一切没有丝毫怀疑，就像有人将你心中多年描绘的蓝图突然呈现在你面前那样惊喜、感激”。
从陈晓旭的性格和经历来讲，对佛法的痴迷也并非偶然。陈晓旭说，“我希望生活尽快过去，像流水一样，然后进入一种特别平静的状态，看书写作，亲近自然。我希望现在就过老年人的生活，希望过我爸爸妈妈那样的生活”。
一向爱书的她，从小痴迷文学经典，经商后唯一的爱好也就是读书。“我没有任何娱乐和体育活动，户外活动很少，我就是不喜欢从电视和互联网上接受知识，我觉得读书实际上是最好的知识来源，因为它可以让你静下来，然后去深入地体味。如果从电视上或者从互联网上去获得知识，你要看很多杂乱的，甚至是垃圾的东西，从中筛选，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现在电视传递的东西很多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有时候它会误导，经后人编纂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大偏差，所以我现在的补充自己还是从书上获取知识。”
陈晓旭认为自己学习佛法后，“内心有变化了。一个人一辈子固守性格不肯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愚蠢。当我意识到我的性格有很多缺欠的时候，并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而且很难相处，我觉得应该有勇气去改变。这种改变来自我读到的圣贤的经典。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经典著作，它们会教你怎么做人。虽然我们不能达到这些标准，但是要不断地去追求”。
成为居士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曾经与陈晓旭有过佛法采访的接触，一次是在香港，净空法师的电视台邀请王鲁湘去做节目，陈晓旭做主持。另一次是去年在杭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王鲁湘与净空法师又有过一次深谈。“这两次活动陈晓旭都积极运作，她是名人，又是商人，在佛友中号召力非常强。她那些参加佛事活动的朋友，也是各行业非常成功的人。她们在一起相处非常快乐，我和净空法师谈佛，她们在一旁虔诚地听。”
王鲁湘记得，在和净空法师探讨的问题中，陈晓旭关心的多是当下的热点。比如家庭教育，陈晓旭关心，“现在我的好多朋友，他们的孩子3岁之前就被交给保姆或是家中老人，到了上学年纪干脆交给寄宿学校。虽然找的寄宿学校都是很贵、很好的，但我觉得完全交给别人，自己不负担任何父母的责任，您说这有什么恶果？”陈晓旭也关心艺术院校爆满，“家长也向孩子灌输功利主义的教育”，希望一夜成名，付出少，回报多。她还关心企业文化的建立，王鲁湘说，“净空法师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作为弟子的陈晓旭，实际上也变得越来越入世，关心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
与陈晓旭一家十分亲近的佛友明月居士提到，“事实上，学佛后的陈晓旭一直是个乐观快乐的人，也是一个很智慧的女人。她说话时常常爆出的幽默，完全不是黛玉的风格了。有一次说到我们死后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就可以不受轮回的痛苦，她说:‘我们往生到净土让怨亲债主无法找到吧，就像手机不在服务区。’”
明月居士说:“我唯一看到不和谐的一次是，她忙碌着组织开一个电视剧策划会，当时我明显感觉她那种内心宁静被打破的不情愿。我也有一丝失望，难道她就这么一生忙碌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吗？现在，她终于放下了。”明月居士认为，从事业和情感探寻晓旭出家的动机，如同煮沙成饭，是注定没有答案的。在他看来，陈晓旭夫妇舍弃小家，成就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大家。“一个亿万富翁一个上市公司，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个小小的肥皂泡，是无常而短暂的。而一个玄奘一个鉴真，却利益众生数千年而不衰。而今再逢盛世，佛门人才青黄不接，正需要有智慧和能力者献身其中，出家正是献身佛教的专业手法。”他认为陈晓旭夫妇出家的目的，一是了生死，二是度众生。
净空法师在陈晓旭出家后也提到，陈晓旭夫妇知道他希望能培养一些年轻的、真正弘法的人才，因为中国的儒释道在全世界都缺乏师资，真正好的师资都没有了，所以想培养至少10人，儒释道都要学。儒释道现在没有传人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当他提出这么个意思，陈晓旭和郝彤便想参加。“学经教是不容易的，必须争取24小时投入，要真正发心，要舍己为人，有一点名利心就训练不出来，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放下了。”
即将于几天后出家的郝彤对记者说，其实“放下”谈何容易，他和妙真法师也经历了逐步改变的心理过程。今年春节这几天，两人做出决定，“一旦跨出那一步，就瞬间释然了，我们不是出家避世，而是积极与大家分享佛法的智慧，下半生的事业将更有价值”。
从黛玉到妙玉：陈晓旭的红楼梦宿命
◎苗炜
1933年农历正月，李叔同先生在厦门妙释寺演讲，他说:“今值旧历新年，请观厦门全市之中，新气象充满，门户贴新春联，人多着新衣，口言恭贺新禧、新年大吉等。我等素信佛法之人，当此万象更新时，亦应一新乃可。我等所谓新者何，亦如常人贴新春联、着新衣等以为新乎？曰:不然。我等所谓新者，乃是改过自新也。”他接下来讲述了自己“改过自新”过程，然后总结说:“常人于新年时，彼此晤面，皆云恭喜，所以贺其将得名利。余此次于新年时，与诸君晤面，亦云恭喜，所以贺诸君将能真实改过不久将为贤为圣;不久决定往生极乐，速成佛道，分身十方，普能利益一切众生耳。”
2007年农历大年初六，人们大多还没有开始新一年的工作，陈晓旭出家了。这个曾经扮演过林黛玉的演员，因那部《红楼梦》重播过700多次，而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视野里。她是一个公司老总，身家过亿，老的家居杂志上还能找到她豪华别墅的照片，去年 10月，新的《红楼梦》电视剧选秀活动开始时，她还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活泼善谈。她的出家、她的“改过自新”立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这位“妙真法师”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好奇。
最早的佛教故事，讲的就是四个国王离开世俗世界，第一个国王看见贪婪的人砍倒芒果树，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二个国王看见女人要吸引男人，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三个国王看见老鹰在吃动物的腐烂尸体，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四个国王看见公牛在争夺母牛，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
李叔同先生是1918年出家的，25年后，他的学生丰子恺做过一个演讲——人们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
所以，现在大多数人还会疑惑:陈晓旭怎么能抛舍自己的财产？她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她是不是在炒作？但对一些佛法修习者来说，陈晓旭的决定很好理解。一位学佛几年的中年男子说:“以我对一些出家人的粗浅观察，他们忙活着呢，每天功课很紧张，人人精进努力，比起我们这些尘世中人的忙碌，一点不差。只是二者在目标上，有天壤之别。借宗萨钦哲仁波且的话说，‘在物质进步的刺激中，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而忘了心灵的一面……在经济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心灵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从非常实用的角度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起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长远的利益’。我们这些尘世中人，就是为物质的物质主义;而选择了出家的陈晓旭，想必已经冲破这一牢笼，往前头忙活去了。宗萨钦哲仁波且还讲过，‘观察任何现象，不局限于固定一个答案，他就认识了没有结束。体验任何现象，就仅仅是体验(它们是它们)而已，就认识了没有疑问 ’。这也许能为怎么看待陈晓旭的出家提供另一个角度。”
当然，陈晓旭出家，未必能给大多数人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契机。很多年前，许寿棠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懦弱、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懦弱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妄语治诈伪心。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力。否则，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佛教真能有改善社会风气的功用吗？郁隽先生，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许寿棠先生这番话，不过是一种希望，我觉得上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佛教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军阀要剥夺庙产、限制僧人的数量，而当时《申报》上的许多报道都是嘲笑和尚、道士的。信仰总先作用于微观，然后可能才会对宏观的东西产生影响。”
莱比锡大学是宗教学重镇，宗教学的创始者麦克斯·缪勒就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缪勒从1876年起开始主持编译《东方圣书集》，完成了51卷，该书比较系统地收集和翻译了东方古代宗教经典。他有句名言是:“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
世俗之人总会产生疑问，信教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考量是庸俗的吗？是合理的吗？郁隽先生回答: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考量，信仰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信仰与利益之间是有关系，比如获得身份认同、获得愉悦感。一个人再有权力、再有金钱、再有知识，他内心也会有不确定的东西，比如科学家深入研究某一个课题，到达一个高度后可能也会有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者有像一个孩子似的恐惧。但他如果有一种对至高至上的东西的追求，就会有一种信念上的保障。具体到陈晓旭出家这件事，我更关心她如何与她出家的那个寺院产生联系。”
沈奇岚女士，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宗教社会学系读博士，她说她在那里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讨论给宗教下定义:“结果发现，给宗教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功能性与实质性这方面做一个框定，功能性定义看宗教对社会发生了什么作用，马克斯·韦伯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代表作。实质性方面的代表作是鲁道夫·奥托的《论神圣》，奥托说，有至高无上、超越世俗的东西存在，追求这个东西的行为就是信仰。”
一位佛教的出家人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基督教堂的建筑美，开篇就引用奥托的话，“宗教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和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没有宗教”。《论神圣》有中文本，但在一些专门研究宗教的人来看，也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不过有学者做过较为通俗的解读——奥托的论述中，“神圣”是一种完全特殊且不可归纳为任何其他东西的心理状态，是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他杜撰了一个词“numinous”来称谓这种很难定义的心理状态，体验到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的 “numinous”就是体验到“numen”(拉丁文元神)的存在，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创造物。人们感到“numen”是“完全的他者”，具有威严和力量，既可怕又迷人。
沈奇岚女士说:“宗教很难定义，但只要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系统与规范，那就是有宗教性的，这个判断相对容易，由此说来，居士的行为就是宗教性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学佛法，也是宗教性的。我在德国采访几个中国年轻人，他们出国之后接触基督教，慢慢有了信仰，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帮他们解决生命中的疑惑，他们认为中国的关系文化很讨厌，人与人之间很虚伪。一个人有信仰后价值观上会有变化，但他的社会活动是怎么变化的，行为方式上的变化，也是宗教对他生命构成中的影响。”
沈奇岚女士就读的明斯特大学，有过一位校友，就是当今的教皇约瑟夫·拉青格。郁隽先生介绍说:“拉青格刚成为教皇，就去科隆参加世界青年日活动，要与100万年轻人一起做弥撒，德国《明镜》周刊当时就做了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教皇来到了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因为在德国，去教堂的人数在减少，神职人员需要从外国引进。信基督的人数下降，印度教、风水越来越吃香。拉青格曾主管天主教信义部，规定天主教的基本教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许多人都有所了解的那个汉斯·昆是一个相对自由主义的天主教神学家，他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过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后被革除教职，不许在任何天主教大学里任教。拉青格当了教皇后和汉斯·昆曾共进晚餐，做出和解的姿态。西方的神学院系统，每一代神学家都在阐释和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神学一直与时俱进。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在一个很世俗的世界里，一个宗教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堕胎，可以婚前性行为，可以吸毒，它的价值观和这个世俗的世界没什么不一样，那它也很难吸引别人去信仰它。佛教可能没有对消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做那么多与时俱进的解答，但其智慧与准则却依旧吸引人。在陈晓旭之前，有歌手李娜出家、演员黄元申出家，陈晓旭之后也还会有人修习佛法，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故事也很多，最早那个人就是佛陀本人。”
在沈奇岚看来，她的那些访谈对象都获得了一个新的角度去面对人生，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能用他们获得的这个新角度去面对，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他们之所以有了信仰，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学到的那些东西还不足以应付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她说:“现在德国的小学里也会开设一些宗教学课程，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来普及，不要一说佛就是神秘的、遁世的，一说道就是养生的，也许这些都是偏见，也许大家都需要宗教学知识的普及，德国的穆斯林多了起来，印度教也在德国修建自己的神庙，他们要学会和有信仰的人一起生活，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
记者◎孟静
“震惊、不理解，在座的女同志都哭了，我们脑海里一直闪回着她以前乖巧、单纯、诗人气质的样子。”王贵娥形容着聚会现场的激动，“我们一直追问她的轨迹，周岭仔细讲了她的情况，方觉释然。无论做什么都有她的不得已处，这条路也算符合她的轨迹。她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经商不像文学般诗情画意。过去我也参加过她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总觉得和她女经理的感觉不对。”
可是出家呢，和陈晓旭的感觉似乎也不那么全对，在朋友的回忆里，她爱打扮，总是穿着裙子，黑色的丝袜裹着小腿。“从来没看出她悲观厌世过，怎么也想象不出她那样追求完美的人会一袭袈裟，洗尽铅华。”王贵娥叹息着说。
陈晓旭在剧组里最好的朋友、常常住在她家的姬玉提起“出家”则是一副轻快的口气，她笑着说: “你们等待着吧，妙真法师修成大德后，会出来宣讲佛义的。”俞平伯说过:“人不可真的做和尚，亦不可断了做和尚的念头。”陈晓旭身边最亲近的人——郝彤和姬玉，都把这次出家看做一次职业转换。
陈晓旭的“宿命论”
1990年，接受《大众电影》采访时，陈晓旭讲过这样一个“秘密”:妈妈生她之前，做过一个梦，梦中一老叟为腹中胎儿取名为‘芬’，醒来后查《辞海》，才知这个字喻意是南方的一种香草(此说法有误，编者注)。她出生时正值凌晨4点，于是起名晓旭。陈晓旭长大后查玄学方面的书，“晓旭”的笔画蕴意是“万朵红云连旧府，一轮明月照前川”。从那时起，她就喜欢用命运解释生活中的种种偶然:“我不认为全国只有我一人能演林黛玉，这不过是命定的偶然。”在一次采访中她说:“我能够在上万名竞争者中得到林黛玉的角色，也是因果缘分。十几岁时，我就开始理解她，感受她，还把她的诗抄写在日记上。如果追溯到前世，也许会更奇妙，说不定我们就是一个人呢。”
仅仅用命运的安排解释她能在以麻袋计的自荐信中心想事成地成为女一号，似乎太过轻易。在王贵娥的记忆里，大批来信是字拙词劣、不自量力的，陈晓旭的信却非常有心:“厚厚的自荐信，两张剪报(是她的作品)，一张画报封面和几张不同角度的小照，画报封面是自荐者本人:一位纤细文静的姑娘，手抚着胸前的辫梢，一只手支撑在背后，坐在一片绿草坪上……”她对人物的分析有自己独到见解，剪报上是她发表的小诗，题目是《柳絮》，不是林黛玉笔下“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的悲凄柳絮，陈晓旭的文笔带有当时浓郁的汪国真式风格，励志、充满希望:“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将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家住在哪里;愿春风把我吹到天涯海角，我要给大地的角落带去春的信息。我是一朵柳絮，生来无忧又无虑;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
这首诗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陈晓旭第一次到剧组报道时，王贵娥一眼就认出了她，并用其中两句和她打招呼。只要不是陈晓旭的好朋友，都认为她性格内向，“贾珍”李志新和她投资过的电视剧《红衣坊》的导演苏舟，虽然和她打过很长时间交道，仍然得出这个结论。但在周岭、欧阳奋强的记忆里，陈晓旭一肚子鬼点子，头脑灵活，擅长给别人起外号，比如管王扶林叫“寂寞的小男孩”。欧阳奋强刚进剧组时非常拘谨，没办法做到和女演员打打闹闹，王扶林导演批评他是表演上“让我最担心的人”。他只好求助于平时只有点头之交的陈晓旭，她教他捉弄“玉钏”刘冬敏和“湘云”郭霄珍，伪装成副导演，给郭霄珍写假试镜信，害得她从圆明园跑到展览馆等了一天，又给信中的“电影厂”回信，得知真相后还大哭一场。而后欧阳奋强又故伎重施在陈晓旭身上，写了另一封试镜信，陈晓旭起初信以为真，但她还是先理智地分析:《红楼梦》要拍3年，没必要急着找去处，于是没有赴约。欧阳奋强按捺不住，旁敲侧击了一下，陈晓旭立刻戳穿了他的“诡计”。周岭是当时请来的红学家中授课最多的一位，他对陈晓旭的评价就是“聪明、很有幽默感”。
“小时候有一个女生很强悍，常常带着一群女生孤立我，我就常常仰望星空，请星星月亮帮助我实现她对我的臣服。第二天，她真的来与我讲和，态度十分诚恳。后来她告诉我，她们在编排一个舞蹈，需要我去领舞……从此，我开始相信冥冥中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主宰着一切。”这种宿命论在她的访谈中时常体现，她淡化自己的努力，把一切尽量归于命运。
《红楼梦》每个演员的确定都波折重重，“宝钗”原本是演“紫鹃”，“鸳鸯”起初定的是“彩云”，“香菱”又是竞争“袭人”的。从头至尾，只有两个人目的明确——邓婕和陈晓旭，非王熙凤和林黛玉不演。不过邓婕的方式更为激烈，她拒绝了导演的其他安排，而陈晓旭以柔克刚，表现得比较委婉，在导演试探着问她能否演另一个角色时，陈说:“我就是林黛玉。如果我演其他角色，观众会觉得林黛玉在演另外一个女孩的角色。”在20年后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她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剧拍完后，剧组主要演员在全国走穴，有一次挣了2000块钱，陈晓旭数完一半揣身上说:“我有钱了。”邓婕把所有钱锁进抽屉说:“我又没钱了。”这两个被同伴们公认的最成功人士，行事方式不同，结果却是一致的。“邓婕是锐角，具有突破性，陈晓旭是钝角，柔和地把事做成。”那期节目的策划史航这样概括对二人的观感。
陈晓旭在选角中看起来比在竞争中一直处在下风的邓婕顺利，可事实上她从未放弃过努力。在参选前，她对自己的认识就异常清醒，甚至和导演组不谋而合。“我的身体发育不良”，当时她只有83斤，后来有人就据此提出过异议，她的鼻子也被认为有些大，还曾被要求实施削鼻手术。当时绝大多数演员都在十七八岁左右，是只知玩乐的年纪，除了24岁的邓婕，只有陈晓旭在参选前就读过《红楼梦》，她看这书的时候只有十三四岁。初中毕业的她，在一众演员中居然是文学功底比较深厚的。
直到红学家王朝闻来讲课，提到黛玉的形象时说:你们看，她就特别像黛玉。从那刻起，大家开始默认她从性格到外形，是最贴近黛玉的一个。周岭告诉记者:为什么黛玉的竞争没有王熙凤激烈？一是因为凤姐出戏，二是黛玉其实很不讨好很难演。担任新版《红楼梦》选秀组分组长的“贾珍”李志新也说，现在的“宝钗”远远多于“黛玉”，有古典气质的女孩子很难找寻。和陈晓旭竞争的女孩子们一一败下阵来，沈璐在晚会上一通迪斯科，被导演“发配”去演了秋桐;拉小提琴的王晓洁自动退出了选角;张静林太过活泼被安排成了“晴雯”;形象最美丽的张蕾年龄超过了23岁，导演组成员提出她的皮肤质感不像少女，于是她演了一多半的“秦可卿”后出国留学。
演员由导演组主要成员和央视负责人戴临风、阮若邻共同决定，所有演员都在圆明园的封闭培训班中学习了3个月，经过多方面考察。宣布结果那天，百般磨难的邓婕喜得“长头发都在笑”，失望的女孩子们痛哭流涕，还有人玩失踪，而当上女主角的陈晓旭神色平静，在彻夜无眠的前一晚，唯有她睡得很踏实。很多人都觉得这女孩子不简单，后来有媒体报道，其实是陈晓旭偷偷地进了制片主任的房间，提前看到了演员名单，所以表现得不动声色。幸运降临后，陈晓旭依然很用功，剧组在上海青浦大观园拍摄的间隙，她托人探望了越剧名家王文娟，准备了大量问题。
矛盾的个性
陈晓旭永远比同年龄的女性心智成熟，她的丈夫郝彤对她的概括就是“成熟”，陈晓旭也说过自己的“心理年龄是100岁”。这些成熟、淡定一直贯穿到她的商界生涯，她从不强调创业时期受过多少苦，在少数的几次采访中，她都说公司是很自然地做大，单子是很自然地接到。她说自己从不和客户谈生意，因为每个部门都有总监，她只需用佛教理论指导他们为人处世。
这些陈晓旭的“自我描述”与朋友眼中的她并不一样。王贵娥说，陈晓旭有过很艰难的时刻，她的内心非常强势。有一次在发布会上见到她，王贵娥吃惊于她的变化说:“你以前可是小鸟依人。”陈晓旭说:“什么呀？现在全是人家依我。”陈晓旭过去性格矜持，6岁那年，为了让胆怯的她勇敢起来，父亲让她在众人面前高声念10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她被逼得啜泣起来。与郝彤初次合作拍片时，被剧组人员背后叫做“冷血动物”。陈晓旭有一段时间为了出国学习英语，保姆居然被她孤僻的性格吓跑。
广告业是一个需要与人交往的职业，再说不用谈生意，很多人还是看着“林妹妹”的面子才肯签约。有一段时间，因为不善于在逢年过节联络客户，公司失去了不少老客户，陷入最低潮。为了拉广告，陈晓旭学会了打桥牌，用很雅致的方式在牌桌上不动声色地联络感情。业务低迷时候，她四处参加活动，只为结识客户。世邦公司制作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是《红衣坊》，讲的是“红帮裁缝”的历史，由于罗蒙西服是世邦公司的长期客户，这个剧本的初稿基本上是中国西服业史。导演苏舟看到剧本后，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晓旭:“这本子拍了注定要赔钱，完全是流水账。”陈晓旭拿回去改了一年，找了另一位导演，拍摄中又出现问题，她果断换导演，和世邦影视公司总经理关小红从上海开车到杭州，重新找到苏舟。“那时是大夏天，两个女人开那么远的车。一般导演不愿干擦屁股的活，但她很真诚，而且做事很讲规矩，实在很难想象她那个形象是个商人。”可她的确是个商人，苏舟说，像《红衣坊》这样的本子一般都会拖黄了，陈晓旭却很有毅力，只有在面对一桌荤菜时轻声地拒绝，才会体现她佛教徒的那面。
陈晓旭的办公室里处处是佛的印迹，门上贴着“南无阿弥陀佛”，送客户的礼品与佛教有关，她每天午间要静坐30分钟，携带专门的计数器，规定自己一天念“阿弥陀佛”3000遍，早起念《无量寿经》，临睡前以《地藏经》忏悔一天的过错为结束。世邦公司的前台上，摆着《认识佛教》和南无龙树菩萨摩柯萨的彩色画像相片，供客人取阅。据她自己说，信佛缘于1999年听到净空法师的录音，两个月后，她飞往新加坡专程与净空法师碰面，那时她还为自己起了法号“华严”。不久后，她的丈夫郝彤在她影响下也信了佛，陈晓旭认为丈夫的选择也是机缘，并非自己强求的结果。
外人和郝彤眼中的陈晓旭似乎是两个人，《家春秋》的导演李莉也拍过陈晓旭的第一部电视剧《家风》，那时都是封闭式拍戏，李莉和陈晓旭的相处时间接近一年，她很少听到陈晓旭讲话，即使讲，也是轻轻地，“很爱思考”。《家春秋》里陈晓旭是梅表姐，张莉扮演鸣凤。“她们俩性格差距很大，张莉活泼得多，嘴也甜，更外在一些，陈晓旭内向、清秀。”李莉说。
不知是人的性格太过复杂，还是记忆如此的不可靠。在王贵娥的回忆里，张莉“不大合群，有自我保护意识，因此了解她的人不多，说她装傻、太复杂，她也从不解释”。也许是角色改变了她们，或是她们为角色有意地改变了自己。
陈晓旭在大年初六，在众多亲朋好友的注视下剃下满头青丝，得知消息的邓婕给在场的周岭发短信，试图劝阻这件事的发生。周岭一一转达了，也向他们转述了陈晓旭的坚决。在世俗之人眼中，林妹妹一入空门变妙玉，从此断了尘缘，可是尘缘并不会因为头发而隔绝。就在几天前的大年三十，苏舟还接到了陈晓旭的贺新年短信，这个世俗中人得知她出家消息后一片茫然。
陈晓旭:“脱离”黛玉之后的人生
陈晓旭说自己像黛玉、也欣赏黛玉，是因为“从头到尾她保持了自己的真情，没有被污染，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种世间的贪欲或者想得到的东西，来改变自己的真心本性”。
在她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迷茫的人和已经觉悟的人。“而一个假名的我，就像一滴水珠那样，渐渐地澄清，汇入弥陀慈悲的愿海，成就博大与永恒。”
记者◎吴琪
“我再也没有演戏的冲动”
演完林黛玉之后，20出头的陈晓旭居然并没有超越这个角色的愿望。她甚至不认为自己适合做演员，仅仅因为自己与黛玉太相像、太相通，才有了这样的表演因缘。
她发现生活并不容易。“林黛玉已成为我演艺途中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在此之后，是我生命中的苍茫时刻。虽然我是众人眼中的明星，但没有导演敢请我演其他角色。陈晓旭的名字被林黛玉取代了。三年的时间，我无事可做。在北京漂泊，多次面临搬家的窘境。”
因林黛玉得名，陈晓旭自然成为公众人物。但自小只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的她，完全不热衷于社交活动。“比如说有人喜欢请我吃饭，或者有人愿意跟我交往，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的迷茫来自不能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
虽然没有多少碰壁的经历，但是陈晓旭在几年漂泊中发现自己完全不适合演艺圈，“我是决不会去讨好导演找戏的”。看到身边一些演员生活非常丰富，八面玲珑，她既然不是到处交际的人，竟然干脆就在家里读书，“没有那种很急切想去演戏的那种感觉”。在内心里，她愿意让黛玉成为自己表演上的经典符号，没有去接其他角色的冲动。
陈晓旭几年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说，她当时就认为自己作为演员缺乏激情。职业演员应该有的天赋她并不具备，除了林黛玉这个角色，其他时候过于理性，很难动情。既然无法超越，就彻底抛离。没有机会的时候陈晓旭可以在家里静下来读书，“去认识自己，究竟我自己适合做什么，我觉得只有真正认清自己，然后你才能选对你自己的路”。很快，陈晓旭就感慨道，“《红楼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发现了精彩的大千世界，却又向我关上了一扇门，使我不能继续演艺事业。为此，我只能重新开辟一条路，却意外地发现它通向更美丽的远方”。
抢得先机的广告女商
1992年陈晓旭和男友郝彤创办广告公司时，只是朋友的偶然介绍，“实际上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机会，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因为觉得广告离影视很近，在我朋友的鼓动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才真正的发展，到后来成为一个事业”。
陈晓旭独立承包长城国际广告公司的制作总部时，与她签约的董事长说了这样一句决定性的话，“你是名人，我放心”。后来成为陈晓旭老公的郝彤对记者说，他俩当时什么都不懂，连广告代理是什么都不知道。长城国际当时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以做展览为主，在业内很有名声。
1984年就进入广告策划行业的《广告导报》总编凌平说，上世纪90年代前，广告行业是国家限制发展的，实行批准制，一般一个城市只有一两家。到了90年代开放，实行申请制，一下子需要大量的广告人才。而当时的制作公司、播出平台都不多，也缺乏专业的广告人，所以很多与摄影、美术、影视相关的人大量进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名人效应在广告行业中有着放大作用。凌平说，那时候广告行业不太规范，人们对媒体信息了解少，也缺乏阅读率、发行量这样的专业数据调查，没有中立调查公司的监督，人脉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晓旭的第一个客户出现在一个月后，那是一家药厂，客户对她说:“我知道林黛玉不会骗我的。”
陈晓旭最大的客户是合作了11年的五粮液集团。陈晓旭说她是一个喜欢冥思的人。传统的头脑风暴法很有效果，但大多数真正好的想法是在独处的时候产生。后来陈晓旭创办了世邦广告公司。“这印证在我为‘五粮液’——中国最著名的酒业集团做广告的时候。他们想推出一种新产品——五粮春，并希望在前期以‘五粮液’的品牌来带动新品牌。我采用了中国古诗中的经典词汇‘系出名门’来做推广。以‘秀其外绝无奢华，慧其中内蕴悠远’的诗句赋予物化产品以鲜活的形象感。现在，这个品牌连同广告语‘名门之秀五粮春’已经几乎和五粮液老品牌一样知名。”
凌平分析说，陈晓旭刚开始代理五粮春时，正是广告业利润非常大的时期。“一般广告代理费是 15%，现在竞争激烈后，很多公司是零代理。而当时世邦公司一年代理五粮液集团5000万至1亿元的广告，代理费拿个三五百万完全没问题”。对广告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媒介资源和客户资源，陈晓旭有了“五粮液”这个资源后，也就有了稳定的收益。
陈晓旭的北京世邦广告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五粮液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招标广告的投放。后来另一家广告公司加入竞争，负责招标段以外的广告投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中央电视台一、二、三套的“著名企业音乐电视展播”栏目。凌平认为，可能是陈晓旭后来又投资电视剧拍摄，而没有潜心经营北京世邦广告有限公司，以致五粮液好些业务转向其他公司。不过以世邦年营业额两亿的实力，“仍然是中国第一线的广告公司”。
郝彤告诉记者，世邦目前的经营仍然非常好，公司过去十年的业绩每年以20%～30%递增，也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中国优秀广告公司之一。
陈晓旭虽然在专业上活跃于广告界，本人却非常低调，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凌平说，他所在的广告媒体举行评奖活动，大多数广告公司都乐于参与，非常愿意宣传自己。但是陈晓旭很长时间的答复都是没兴趣。陈晓旭也说，“我跟林黛玉一模一样——太自我了，别人都不欢迎我，记者对我的印象也不好。我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理你，或者说是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直到2004年陈晓旭才偶尔接受媒体采访，后来偶尔也会提到世邦公司的名字，品牌意识比以前强。凌平说，毕竟1987版《红楼梦》影响深远，不断重播，陈晓旭如果愿意和别人去抢资源、抢客户和名声，是非常容易的，“但这并不是她的性格”。
在外人印象里，陈晓旭比较内向，“就像古典小说里走出的人物，说话也轻声细语”。凌平的杂志社多次采访过陈晓旭，几乎每次都是她提供照片给杂志发表。有一次凌平安排摄影师去拍摄，但她只准拍摄她的侧面形象。当摄影师正面拍摄她时，她就转过脸表示抗议。“她也不会去直接阻拦，但是会转过脸去，我感觉她是那种很坚持自己的人，做事情要求非常高。”最后陈晓旭对摄影师拍的照片全部不满意，还是要求登自己提供的照片。凌平从没有见她笑过一次，“她对陌生人不是很放得开”。陈晓旭自己也说过，虽然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见到生人仍是拘谨。
顺从真心本性
陈晓旭称自己一度很专注于财富积累，身为家中长女，希望通过努力，让父母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断为他们创造更舒适的家，一次次搬到更大更美的房子里。还送精美的礼物给他们。后来，我发现物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和家人带来真正的快乐。我变得越发忙碌和烦躁，很少有时间和父母相处”。
1999年，陈晓旭偶然在朋友的车上听到净空法师讲解《无量寿经》的录音带，“那个世界仿佛印证了我从小到大对清净仁爱世界的无限向往。我对经中所描述的一切没有丝毫怀疑，就像有人将你心中多年描绘的蓝图突然呈现在你面前那样惊喜、感激”。
从陈晓旭的性格和经历来讲，对佛法的痴迷也并非偶然。陈晓旭说，“我希望生活尽快过去，像流水一样，然后进入一种特别平静的状态，看书写作，亲近自然。我希望现在就过老年人的生活，希望过我爸爸妈妈那样的生活”。
一向爱书的她，从小痴迷文学经典，经商后唯一的爱好也就是读书。“我没有任何娱乐和体育活动，户外活动很少，我就是不喜欢从电视和互联网上接受知识，我觉得读书实际上是最好的知识来源，因为它可以让你静下来，然后去深入地体味。如果从电视上或者从互联网上去获得知识，你要看很多杂乱的，甚至是垃圾的东西，从中筛选，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现在电视传递的东西很多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有时候它会误导，经后人编纂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大偏差，所以我现在的补充自己还是从书上获取知识。”
陈晓旭认为自己学习佛法后，“内心有变化了。一个人一辈子固守性格不肯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愚蠢。当我意识到我的性格有很多缺欠的时候，并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而且很难相处，我觉得应该有勇气去改变。这种改变来自我读到的圣贤的经典。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经典著作，它们会教你怎么做人。虽然我们不能达到这些标准，但是要不断地去追求”。
成为居士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曾经与陈晓旭有过佛法采访的接触，一次是在香港，净空法师的电视台邀请王鲁湘去做节目，陈晓旭做主持。另一次是去年在杭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王鲁湘与净空法师又有过一次深谈。“这两次活动陈晓旭都积极运作，她是名人，又是商人，在佛友中号召力非常强。她那些参加佛事活动的朋友，也是各行业非常成功的人。她们在一起相处非常快乐，我和净空法师谈佛，她们在一旁虔诚地听。”
王鲁湘记得，在和净空法师探讨的问题中，陈晓旭关心的多是当下的热点。比如家庭教育，陈晓旭关心，“现在我的好多朋友，他们的孩子3岁之前就被交给保姆或是家中老人，到了上学年纪干脆交给寄宿学校。虽然找的寄宿学校都是很贵、很好的，但我觉得完全交给别人，自己不负担任何父母的责任，您说这有什么恶果？”陈晓旭也关心艺术院校爆满，“家长也向孩子灌输功利主义的教育”，希望一夜成名，付出少，回报多。她还关心企业文化的建立，王鲁湘说，“净空法师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作为弟子的陈晓旭，实际上也变得越来越入世，关心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
与陈晓旭一家十分亲近的佛友明月居士提到，“事实上，学佛后的陈晓旭一直是个乐观快乐的人，也是一个很智慧的女人。她说话时常常爆出的幽默，完全不是黛玉的风格了。有一次说到我们死后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就可以不受轮回的痛苦，她说:‘我们往生到净土让怨亲债主无法找到吧，就像手机不在服务区。’”
明月居士说:“我唯一看到不和谐的一次是，她忙碌着组织开一个电视剧策划会，当时我明显感觉她那种内心宁静被打破的不情愿。我也有一丝失望，难道她就这么一生忙碌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吗？现在，她终于放下了。”明月居士认为，从事业和情感探寻晓旭出家的动机，如同煮沙成饭，是注定没有答案的。在他看来，陈晓旭夫妇舍弃小家，成就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大家。“一个亿万富翁一个上市公司，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个小小的肥皂泡，是无常而短暂的。而一个玄奘一个鉴真，却利益众生数千年而不衰。而今再逢盛世，佛门人才青黄不接，正需要有智慧和能力者献身其中，出家正是献身佛教的专业手法。”他认为陈晓旭夫妇出家的目的，一是了生死，二是度众生。
净空法师在陈晓旭出家后也提到，陈晓旭夫妇知道他希望能培养一些年轻的、真正弘法的人才，因为中国的儒释道在全世界都缺乏师资，真正好的师资都没有了，所以想培养至少10人，儒释道都要学。儒释道现在没有传人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当他提出这么个意思，陈晓旭和郝彤便想参加。“学经教是不容易的，必须争取24小时投入，要真正发心，要舍己为人，有一点名利心就训练不出来，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放下了。”
即将于几天后出家的郝彤对记者说，其实“放下”谈何容易，他和妙真法师也经历了逐步改变的心理过程。今年春节这几天，两人做出决定，“一旦跨出那一步，就瞬间释然了，我们不是出家避世，而是积极与大家分享佛法的智慧，下半生的事业将更有价值”。
从黛玉到妙玉：陈晓旭的红楼梦宿命
◎苗炜
1933年农历正月，李叔同先生在厦门妙释寺演讲，他说:“今值旧历新年，请观厦门全市之中，新气象充满，门户贴新春联，人多着新衣，口言恭贺新禧、新年大吉等。我等素信佛法之人，当此万象更新时，亦应一新乃可。我等所谓新者何，亦如常人贴新春联、着新衣等以为新乎？曰:不然。我等所谓新者，乃是改过自新也。”他接下来讲述了自己“改过自新”过程，然后总结说:“常人于新年时，彼此晤面，皆云恭喜，所以贺其将得名利。余此次于新年时，与诸君晤面，亦云恭喜，所以贺诸君将能真实改过不久将为贤为圣;不久决定往生极乐，速成佛道，分身十方，普能利益一切众生耳。”
2007年农历大年初六，人们大多还没有开始新一年的工作，陈晓旭出家了。这个曾经扮演过林黛玉的演员，因那部《红楼梦》重播过700多次，而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视野里。她是一个公司老总，身家过亿，老的家居杂志上还能找到她豪华别墅的照片，去年 10月，新的《红楼梦》电视剧选秀活动开始时，她还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活泼善谈。她的出家、她的“改过自新”立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这位“妙真法师”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好奇。
最早的佛教故事，讲的就是四个国王离开世俗世界，第一个国王看见贪婪的人砍倒芒果树，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二个国王看见女人要吸引男人，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三个国王看见老鹰在吃动物的腐烂尸体，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四个国王看见公牛在争夺母牛，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
李叔同先生是1918年出家的，25年后，他的学生丰子恺做过一个演讲——人们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
所以，现在大多数人还会疑惑:陈晓旭怎么能抛舍自己的财产？她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她是不是在炒作？但对一些佛法修习者来说，陈晓旭的决定很好理解。一位学佛几年的中年男子说:“以我对一些出家人的粗浅观察，他们忙活着呢，每天功课很紧张，人人精进努力，比起我们这些尘世中人的忙碌，一点不差。只是二者在目标上，有天壤之别。借宗萨钦哲仁波且的话说，‘在物质进步的刺激中，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而忘了心灵的一面……在经济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心灵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从非常实用的角度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起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长远的利益’。我们这些尘世中人，就是为物质的物质主义;而选择了出家的陈晓旭，想必已经冲破这一牢笼，往前头忙活去了。宗萨钦哲仁波且还讲过，‘观察任何现象，不局限于固定一个答案，他就认识了没有结束。体验任何现象，就仅仅是体验(它们是它们)而已，就认识了没有疑问 ’。这也许能为怎么看待陈晓旭的出家提供另一个角度。”
当然，陈晓旭出家，未必能给大多数人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契机。很多年前，许寿棠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懦弱、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懦弱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妄语治诈伪心。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力。否则，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佛教真能有改善社会风气的功用吗？郁隽先生，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许寿棠先生这番话，不过是一种希望，我觉得上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佛教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军阀要剥夺庙产、限制僧人的数量，而当时《申报》上的许多报道都是嘲笑和尚、道士的。信仰总先作用于微观，然后可能才会对宏观的东西产生影响。”
莱比锡大学是宗教学重镇，宗教学的创始者麦克斯·缪勒就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缪勒从1876年起开始主持编译《东方圣书集》，完成了51卷，该书比较系统地收集和翻译了东方古代宗教经典。他有句名言是:“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
世俗之人总会产生疑问，信教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考量是庸俗的吗？是合理的吗？郁隽先生回答: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考量，信仰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信仰与利益之间是有关系，比如获得身份认同、获得愉悦感。一个人再有权力、再有金钱、再有知识，他内心也会有不确定的东西，比如科学家深入研究某一个课题，到达一个高度后可能也会有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者有像一个孩子似的恐惧。但他如果有一种对至高至上的东西的追求，就会有一种信念上的保障。具体到陈晓旭出家这件事，我更关心她如何与她出家的那个寺院产生联系。”
沈奇岚女士，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宗教社会学系读博士，她说她在那里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讨论给宗教下定义:“结果发现，给宗教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功能性与实质性这方面做一个框定，功能性定义看宗教对社会发生了什么作用，马克斯·韦伯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代表作。实质性方面的代表作是鲁道夫·奥托的《论神圣》，奥托说，有至高无上、超越世俗的东西存在，追求这个东西的行为就是信仰。”
一位佛教的出家人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基督教堂的建筑美，开篇就引用奥托的话，“宗教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和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没有宗教”。《论神圣》有中文本，但在一些专门研究宗教的人来看，也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不过有学者做过较为通俗的解读——奥托的论述中，“神圣”是一种完全特殊且不可归纳为任何其他东西的心理状态，是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他杜撰了一个词“numinous”来称谓这种很难定义的心理状态，体验到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的 “numinous”就是体验到“numen”(拉丁文元神)的存在，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创造物。人们感到“numen”是“完全的他者”，具有威严和力量，既可怕又迷人。
沈奇岚女士说:“宗教很难定义，但只要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系统与规范，那就是有宗教性的，这个判断相对容易，由此说来，居士的行为就是宗教性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学佛法，也是宗教性的。我在德国采访几个中国年轻人，他们出国之后接触基督教，慢慢有了信仰，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帮他们解决生命中的疑惑，他们认为中国的关系文化很讨厌，人与人之间很虚伪。一个人有信仰后价值观上会有变化，但他的社会活动是怎么变化的，行为方式上的变化，也是宗教对他生命构成中的影响。”
沈奇岚女士就读的明斯特大学，有过一位校友，就是当今的教皇约瑟夫·拉青格。郁隽先生介绍说:“拉青格刚成为教皇，就去科隆参加世界青年日活动，要与100万年轻人一起做弥撒，德国《明镜》周刊当时就做了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教皇来到了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因为在德国，去教堂的人数在减少，神职人员需要从外国引进。信基督的人数下降，印度教、风水越来越吃香。拉青格曾主管天主教信义部，规定天主教的基本教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许多人都有所了解的那个汉斯·昆是一个相对自由主义的天主教神学家，他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过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后被革除教职，不许在任何天主教大学里任教。拉青格当了教皇后和汉斯·昆曾共进晚餐，做出和解的姿态。西方的神学院系统，每一代神学家都在阐释和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神学一直与时俱进。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在一个很世俗的世界里，一个宗教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堕胎，可以婚前性行为，可以吸毒，它的价值观和这个世俗的世界没什么不一样，那它也很难吸引别人去信仰它。佛教可能没有对消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做那么多与时俱进的解答，但其智慧与准则却依旧吸引人。在陈晓旭之前，有歌手李娜出家、演员黄元申出家，陈晓旭之后也还会有人修习佛法，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故事也很多，最早那个人就是佛陀本人。”
在沈奇岚看来，她的那些访谈对象都获得了一个新的角度去面对人生，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能用他们获得的这个新角度去面对，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他们之所以有了信仰，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学到的那些东西还不足以应付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她说:“现在德国的小学里也会开设一些宗教学课程，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来普及，不要一说佛就是神秘的、遁世的，一说道就是养生的，也许这些都是偏见，也许大家都需要宗教学知识的普及，德国的穆斯林多了起来，印度教也在德国修建自己的神庙，他们要学会和有信仰的人一起生活，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
